胡百精教授向参会专家表示感谢，他从必要性、建设基础、建设方案（定位与目标、组织架构、成果产出、管理实施、机构人员与经费等）等方面介绍了国家治理与舆论生态研究院的基本情况：“按照学校决议，研究院是一个具有独立人财物的跨学院、跨学科的实体研究机构，运作机制是‘小实体+大平台’。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与全球重大舆论现实问题研究和基础史论研究，以及开展舆论生态-公共传播-社会共识社会实验，旨在建成新时代舆论生态研究、评价与决策支持的引领性平台”。

他还向与会专家请教了两方面问题：

一、中国与全球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规治与建设如何平衡并举？导向共识和秩序的舆论生态的内在动力在哪里？

二、关于研究院的运作机制和实验室的运作理念和机制，应该怎样设计？

米博华高级编辑对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这既是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我们新闻舆论学界的一件大事”。他以《舆论生态建设》为题，从舆论生态及其建设的两方面展开作分享：

他认为，在国际形势动荡的当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两大问题叠加：一个是大战略；另一个是突发事件。因此，探讨舆论生态问题非常有必要。

一、当下舆论环境的最新动向

总体是很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异常情况：个别消息混乱、观点对冲，网上情绪高度对抗等。具体表现：（一）舆论的多元增加了判断与选择的困难；（二）虚假消息和不实言论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增加了社会焦虑；（三）各种媒体快速成长、商业运营模式的选择等，使得舆论生态既繁茂又存在局部的杂乱无章；（四）商业化操作下，舆论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受流量影响较大。

二、对舆论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目前舆论生态的表现是国际、国内大趋势决定的，反映了当今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崛起必然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2）舆论生态带有两难和多难现象，矛盾随着一定的条件转瞬之间就会发生变化，增加了整个社会不可知因素。

（3）舆论生态进入新一轮调适期，舆论生态和国家治理已进入重要阶段，必须要进行新一轮调试。

三、舆论生态建设的三个关键词

（1）规划。把舆论生态问题同环境发展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加以规划。

（2）策略。国家对外只讲一个话语体系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规划和研究舆论生态建设的体系。

（3）管理。舆论生态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主流媒体上，通过主流媒体可以产生一种定力，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

总之，舆论生态环境是高度敏感的问题，需要新闻教育界的同行一起增加定力，真正做到韬光养晦，稳住阵脚，冷静观察，处理当下重大的国际关切的问题和中国发展问题。

唐绪军研究员对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他就舆论生态建设方面提出了三个期待：

第一，希望研究院的产出更学术。舆论研究各类机构都在做，作为人民大学，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学术是需要把握的方向。同时，还应建立一套标准，让大家参考这套标准来做，各个研究机构的成果可以相互比较。

第二，希望研究院的产出更有用。要能够服务国家建设，要给党和国家提供有见地的、能够采用的意见和建议。需要有坚定的立场，不迎合，研究舆论、研究国家治理关键的就是要把真实的情况呈现出来，能够把自己认为是准确的、科学的、正确的意见建议提出来。

第三，期待研究院的产出更国际。舆论研究要和国际接轨，研究院初期可以确定几个长期项目，类似于国外做的媒介接触、媒介使用调查类的长期研究。具体机制层面还可以“借外脑”，比如国外智库旋转门的制度，聘请一些在政府部门或某一领域有实践经验的退休人员来主持项目，不用长期聘用。

唐绪军研究员认为，舆论研究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基础支持，二是实践经验。有了基础理论知识再加上实践经验，就会产出优质成果。

陈昌凤教授认为，人民大学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利用各种机会获得这样的发展机遇，从国家战略高度做专业性研究，为同行设置了风向标，担当了引领作用。“人大开展舆论相关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当下开展国家治理与舆论生态建设研究正当其时”。她重点分享了几方面的思考：

一、研究院要做的是理论和方法的建设。在这个领域特别需要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确定相关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至关重要，能够为学界提供学术指南。将方法论做成相关成果或者设定一些指标，能够作为工具使用，是学界期待的。

二、所有的机构最终要通过某些物化的东西来展示自己，所以一定要有持续地不断更新的龙头产品。建构一套中国的理论与方法，服务国家战略，通过龙头产品发挥影响，是研究院能够做到的重要贡献，

三、在舆论生态的研究中，要注重对于价值观的研究。这种价值观除了政治价值观之外，还包括体现制度文明的价值观。在国际舆论生态建设中，每个国家、群体都是参与者，而不是对抗者，这其中体现着中华文明中追求真、善、美的价值观和哲学体系。此外，舆论生态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国际政治外交等领域的研究都密切相关。这些内容引入到舆论生态研究中，可以增加研究的厚度深度，拓展研究思维。

四、通过研究指导实践，有很多具体的事件值得探索。近期我们的课题组在研究智能技术如何渗入到舆论塑造的问题，通过跟踪社交机器人账号，抓取大量数据，可以看到目前舆论生态的复杂性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阶段，看到了以前人类无法达到的舆论操纵。类似的新现象、新实践值得开展研究。

喻国明教授对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他就研究院的使命、研究关键、研究手段三方面作了分享：

一、使命。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家治理与舆论生态研究院是其作为顶尖学府的特殊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的舆论研究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今天成立国家治理与舆论生态研究院是学术研究逻辑的必然。国有难事大事问计人民大学，这是人民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综合性一流大学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也的确有担负使命的表现和资质能力。舆论研究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不仅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认识把握，还需要从技术角度进行把握。人民大学不但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占据顶尖位置，同时社会资源丰富，此次研究院建设也体现了多方联系、多方资源聚焦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相信人大能够肩负起时代发展、社会发展给予它的角色期待。

二、研究院的研究关键是什么？就中国现阶段发展而言，研究院的研究重点，一是经济，二是人心。过去舆论研究基础上的社会管理存在表面化的倾向，所谓社会治理、舆论治理，就是把舆论的一些风潮热点用一种比较稳定的方式安稳下来，就算达到了舆论调控和社会治理的目标。真正的舆论治理，重心和关键点在于人心的把握。任何事件解读，最终都要总结到人心凝聚力、人心得失这一点上，如果控制舆论是以丧失人心为代价，长此以往会影响执政基础、执政合法性。抓住人心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对策建议或是理论研究，归结点就是对人心的把握和相关的模式研究，这是做舆论研究的关键。

三、研究的手段。由于今天社会的发展，社会的碎片化，社会呈现出的构造本身已经由过去的串联式社会结构，转变为今天的并联式或者分布式社会结构。去中心化的社会现实，对于我们开展舆论聚散，舆论变迁、舆论动力等研究，都提出了崭新的课题。当下的技术手段，不但能够把外部世界以一种万物互联和全时在线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且能够深入到生理和心理的状态，所以能够采集到的数据跟过去有很大不同，如何把数据有效利用起来，需要有多学科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多样交叉学科手段的使用是一种必然，意义在于能够把问题简单化，把碎片化的内容理出内在机制和线索。所以用交叉学科的方式，用前沿学科的方式，是今天做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执行路线。

蒋晓丽教授对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这个研究院不仅是人民大学一马当先、率先承担起时代和国家的重任，更是新闻传播学科在新使命召唤下的一次具有象征性的再出发”。她重点分享了新冠疫情引起的公共传播体系相关问题的思考：

她认为，在疫情爆发前期，舆论失控的次生疫情频发，影响了民众对抗疫措施和制度的认同，怎样实施有效观测治理是我们疫情防控及其善后需要直面的问题。据此，本学科面临的重要建设目标是：在新的背景下，在极其复杂的形式下，探讨如何构建新的舆论生态格局，如何提升舆论治理的效能。要做到此点，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当前我们国家公共传播体系的治理结构有待调整。

从信息传播与决策运行的互动关系来看，公共传播体系本来应该起到连接贯通纵向和网状的一个中间缓冲地带的作用，但是在疫情防控前期，公共传播体系一定程度上失调，导致作用稍显乏力。

从目前传播格局来看，在公共意义上，作用于决策运行的传播体系，主要是由社会化媒体平台、专业机构信息传播平台、专业新闻传播媒体平台三部分构成，这三部分作为子系统的信息包括知识的信息、诉求的信息、观点的信息，都应该在公共层面上通过充分互动，而涌现出可供决策参考的信息。

换言之，公共传播体系在社会运行系统上的耦合，对于保障我们的决策运行的正确，及民众对各种措施的信任和理解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公共传播体系若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不给予解决，只要遇到紧迫的公共现实问题，就会呈现出既不足以体现治理所需的信息多元化和差异性，也不足以支撑决策所需的信息的丰富性和针对性，更不能有效的引导网络化、全球化的疫情。导致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有理说不出，说出了也传播不出去的局面。

因此，如何通过优化公共传播体系，并在优化基础上提高治理效能，尽快修复和提振国外对中国的误读、曲解，甚至恶意攻击，巩固国内民众对于制度的认同、对于国家政府的信任，将是疫情后时代紧迫而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陆绍阳教授对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他从胡百精教授提到的机构建设和要研究的问题两方面作了分享：

陆绍阳教授介绍了北京大学类似的机构建设和发展情况，如2014年北京大学成立的新媒体研究院和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在机制、人才培养、人员聘任方面都做了新的尝试。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大量的研究成果被采用。北京大学去年还成立了互联网研究院（深圳），由北大讲席教授彭波担任负责人，在政校联合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研究院希冀在网络治理方面为政府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他还以彭波教授去年的演讲“政府舆论引导与社会治理进入3.0时代”为例，认为彭波教授列举的，诸如用大数据、工智能、云计算、数字技术等手段推进舆论引导工作的举措，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学术界可以将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社会的需求结合得更加紧密。

陆绍阳教授指出，研究院作为一个高端智库，需要在重大问题上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现在还存在学者和机构的研究成果和现实脱节或者不适用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研究成果缺少独立性，迎合的成分不少。真知灼见是建立在自主判断的基础上的，作为一个机构和学者，研究成果既要为时代负责，也要为历史负责，真正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才能发挥作用，研究机构才会得到足够的尊重。

强月新教授认为研究院的成立意义重大，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是我们的国家战略，而新闻传播体系更是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的。其中核心的是当前新闻媒介变化的三个方面：媒体格局、传播方式、舆论生态。如今这三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是因，舆论生态是果。国家治理体系里面包含传播体系最核心的体系就是舆论生态建设。

第二，在学科发展的层面：新闻学科传播无所不在，学科边界需要拓展——怎样嵌入到国家治理、拓宽新闻传播学科的范围，对于学科发展建设也意义重大。

第三，研究院的体制机制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人民大学国家治理与舆论生态研究院是一个实体的研究机构，“小实体大平台”，就是一种探索。通常做研究院时强调四句话：一是部校并重，国家战略需要和学校特色是建设重点；二是绩效优先；三是动态管理；四是分类指导。从科研平台的建立来讲，人大的这个研究院很可能探索出新的平台建设体制和机制。

第四，在学校、学院的层面：“人大新闻学院作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国家队，有基础、有责任、有能力做这样的探索，其他的学校要做到则是有较大难度的”。

强月新教授表示，在舆论生态建设这个核心议题上，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研究院如何做出引领性的示范？是需要重视舆论学理论和实践的指标体系设计的。而更进一步，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有好的舆论生态，而好的舆论生态涉及到两个方面：

第一，应有更强的舆论引导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除了提到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还重点在其中间加了“引导力”。构建舆论生态的最终目标中，提高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需要协调社会关系。舆论引导能力是一个重要方向，但其中社会关系的协调、如何协调，最主要的是三个关系：政府、媒体、民众之间的关系。除了国家战略层面，也要关注媒体和民众的关系等。

韦路教授认为，“研究院的成立是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重要创新”，其成立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名字好。国家治理，是国家的战略需求，指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有的人文科学都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来献计献策，新闻传播学当然不能缺席。此外，舆论学一直是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的核心领域，也是和国家治理以及其他学科紧密结合的核心领域。其中“舆论生态”比“舆情”的表述更好，舆情研究更多停留在术的层面，目前应当从更高的层面去探讨舆论学包括舆论生态的建设。

第二，基础强。人民大学在舆论研究方面有雄厚的实力，一直是舆论学研究方面的开拓者，有历史、有传承、有实力、有资源，这“四有”能很好地总结人大在这方面的基础。

第三，模式新。人民大学成立的这个研究院在模式上有新意、有亮点。例如双聘技术工程师这一点特别好，有利于技术人员长期地、机制性地和学院进行科研合作。还有多层面的管理机制，“A+B+X”的人员架构都是很好的设想，预期会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对于研究院成立后的发展，韦路教授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如何利用研究院打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研究院的成立要站在这样的站位上思考未来的格局，如何以新闻传播学为切入点打通与其他学科的边界，推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合作？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贡献力量？具体来说就是新闻传播学科如何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方面有所作为，如何提升自身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这个研究院具有重大潜力，对于全国新闻传播院系都是一件大好事。

第二，如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研究院的定位主要是智库机构，虽说其中的功能也有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但更多的指向还是智库研究，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如何评判研究院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服务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一方面是一些日常指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指标就是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影响了国家政策。

第三，如何探索新文科实验室的建设。

研究院的设计把研究院和实验室统筹考虑、统筹建设是特别好的一点。现在国家鼓励建设文科重点实验室，人大研究院有这个潜力去冲一冲，因为在舆论方面的社会实验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潜力，也能够和国家需求密切结合。希望研究院能够超越学校的范围，牵头建设一个数据共建共享的实验平台，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提供长期性基础性数据支持。

第四，如何加强研究生教育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提出了重要指示，对推动研究生教育工作、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研究院的建设要和研究生的培养结合起来，推进研究生培养的科教融合、教研融合，让研究生也能有机会参与到研究院对接国家战略的研究项目中来，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成长。

张志安教授表示，“研究院的成立是高起点、高积累”，他简要介绍了中山大学在国家治理和舆论生态建设方面的情况，并主要分享了两个方面：

一、上半年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反映了怎样的网络舆论业态以及最新发展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性的重大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反映了最新的网络舆论态势，主要有六点特征：

（一）网络舆论传播有影响力的行动者越来越呈现寡头化趋势。舆论生态中重大事件传播主体的寡头化，集中舆论行动者中的全网影响力，对比之下不得不承认省市级主流媒体在重大舆论中可能会面临边缘化的风险。

（二）因为疫情特殊的危机，加上中国抗疫产生的效果、中外比较讨论，对原来相对分化的社会思潮有所整合。

（三）中间偏左的网络舆论在整个舆论场中会形成更显著性的行动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间偏右的批评性意见比较容易因为疫情危机时刻遭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显得比较被动。

（四）正能量舆论传播、过度娱乐化等引发巨大争议。

（五）疫情是全球性的，在国际传播议题中以及对欧洲和美国其他国家抗疫的高度关注，这种跨境的意识形态舆论互动会更为激烈、明显。

（六）互联网平台，包括BAT在内发挥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平台更加深度地嵌入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甚至发挥了部分准政府的作用。平台在整个国家治理当中不仅是舆论的主战场，而且发挥了社会治理的中枢作用。

二、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高端智库的心得体会。

（一）跨学科分析的方法论十分重要。单纯从传播学角度看舆论远远不够，要涉及跨学科方法论，心理学、政治学格外重要，整合的研究思路应当重视。

（二）大数据方法固然重要，但基于数据基础之上特别是数据之外的民调方法和案例研究方法十分重要，大、中、小数据整合实现对社会复杂性的整体洞察是努力的方向。

（三）基于内地港澳和国际舆论跨境舆论场互动的分析视角十分重要。从问题导向上看，跨境舆论研究意识对于研究格外重要。此外，舆论研究和国家治理也特别需要跨学科共享平台建设，以问题为导向，以重大问题为牵引来做舆论研究，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问题，更好的面向国家和区域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

“研究院的成立，切合国家战略需求，聚焦重要的时代议题”，张明新教授认为，“其成立，无论是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各方面，都有重大意义”。他结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研究智库和学术机构建设方面的探索，认为研究院的建设需要处理好以下四类关系：

第一，在建设项目上，处理好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的关系。在研究院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要设计好制度化、常规化的规定性动作。张明新举例说，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每年的规定性工作包括：寰球民调、高峰论坛、蓝皮书等，持续多年，已拥有一定的知名度。研究院也需要根据当年度工作的实际，机动灵活地做好自选动作，特别是根据当前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实施一些创造性的举措。

第二，在研究议题上，处理好连续和变迁的关系。研究院的核心工作，无疑是学术研究。既然是研究工作，研究哪些议题，就需要深入思考。有些的研究议题，需要保持连续性，每年都给予足够关注。比如，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盖洛普公司等，它们每年都会针对一些议题进行研究，有的甚至持续数十年。但随着时代发展，有的研究议题其重要性会变化。比如近来我国，关于国家治理、脱贫攻坚、健康传播等议题，其重要性无疑已大大提升。

第三，在成果产出上，处理好应用成果和学术成果的关系。研究院的工作主要是聚焦于当下的国家战略，服务重要决策，成果主要体现为研究报告、咨政建言等形式，以及包括面向热点话题的论文发表、书籍出版等，这些主要是应用型的成果。作为研究机构，也需要注意学术成果的产出、发表和积累。在设置议题、开展研究的过程中，研究院需要充分谋划，提出的议题，将有助于回答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丰富和拓展既有的理论体系，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的解释力和启发力。

第四，在研究资源上，处理好独有和共享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和积累，研究院将会拥有可观的数据资料，这将是非常宝贵的。建议研究院将其中的部分资源，在适当时候向学界同仁开放，使之成为共享的学术资料。在这方面，国内外皆有许多典型案例。以国内为例，较知名的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等项目，它们都已建设成为了学界同仁们极为关注且深为受益的学术资源平台。在这方面，研究院有资源、有能力建设面向国家重要文化和传播战略的数据资源平台，设置和塑造学术议题，造福学界。

张明新教授以《利用新技术加强舆论研究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题，进行了学术分享。他说，当今是新兴信息技术演变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各种新技术，正在被广泛应用到社会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建构良好的舆论生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需要积极适应信息科技革命的大趋势，充分运用好各种新技术。

中共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多处强调，要充分重视和运用新兴信息技术，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撑。在实际工作中，这要求我们积极运用好新兴信息技术，全面科学地了解民意，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张明新教授进一步从四个方面，简要论述了利用新的信息科技加强舆论研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观点：（1）在公共服务方面，运用新技术强化民意洞察，提升政府服务水平；（2）在经济建设方面，运用新技术研判行业预期，促进经济健康发展；（3）在社会发展方面，运用新技术应对风险事件，提升安全保障能力；（4）在城市治理方面，运用新技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治理模式创新。

总之，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日新月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技术背景和时代语境，更是必然选择和重要抓手。只有充分运用好各种新兴的信息技术，系统科学地了解民意，加强舆论研判，提升舆论洞察，才能切实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和模式机制。

杨保军教授分享了本次论坛的心得体会和对研究院的建议：

第一，研究院应坚定学术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提供真实的科学研究成果，揭示舆论的系统价值，从人民意愿的表达到人民意愿的实现，系统地研究和揭示舆论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

第二，研究院应坚持长久性与持续性，不能只关注热点事件，公共事件，而是更要关注舆论研究的基础问题，要显示出作为高校智库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统一体的理论研究的前瞻性，能够显示出理论比实际更合理、更正确的规范性和引导性。

第三，人大新闻学院坚守高远的战略眼光，在中国和世界关系的百年宏变过程中、在互联网社会崛起的大背景下，研究院应该展开高层次、宽视野、超学科和新方法的长期研究，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一个开放性、共享性平台。

周勇教授向与会专家的分享表示感谢，他表示，作为一名“听众”感到信息满满、“干货”颇多。人民大学的国家治理与舆论生态研究院是“小实体大平台”，要集合各方力量，要有很大的开放性，希望将来同兄弟院校的同仁们一起来做，“做能够传之久远的、有意义的事”。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新闻学院教师颜梅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张辉锋教授、王润泽教授、赵云泽教授，新闻学院党委副书记孙权、韩晓宁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学院教师王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规划处副处长、新闻学院教师李彪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学院教师王莉丽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教师李沁副教授，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许向东教授、视听传播系主任高贵武教授，新闻学院教师钟新教授、张迪副教授、塔娜、潘文静、赵小曼等也参加了本次会议。

2020年7月，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助构建新时代良好舆论生态，经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与舆论生态研究院正式成立。研究院是校级跨学院科研实体机构，主要负责舆论学新型智库建设、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和高层次舆论学管理人才培养等工作。研究院将积极响应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寻求重大理论突破，通过新技术应用与学科交叉，整合校内研究力量，打造中国特色舆论学，努力建设成为立言发声、咨政育人的新型科研教辅平台和服务“双一流”建设、引领新文科建设的重要跨学科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