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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迎来65周岁生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高等新闻教育机构，65年来，人大新闻学院已发展成为新中国记者摇篮、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重镇、新闻传播教育工作母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者、全球新闻教育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值此65周年之际，我们将推出“人大新闻65”系列文章，介绍新闻学院的学院历史、学科建设、学者名师、校友风采等，以飨读者，共贺人大新闻学院六十五载华章岁月。
“最好的年华要去做最应该做的事情”，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94岁高龄的荣誉一级教授、中国新闻史学科开拓者和奠基人方汉奇先生为8800多名新人大人寄予希望，他鼓励同学们要多读些书，多坐冷板凳，多泡图书馆，做有目标、有担当、会思考的人，同时也叮嘱大家要好好锻炼身体，全面发展。
“这是最朴素的语言”，“这是最语重心长的嘱咐”，方汉奇先生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在各个微信群和评论区里，“向先生致敬”不断刷屏。
作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被学界誉为“泰山北斗”。在年轻的新闻学子心中，他是“祖师爷”一般的存在、“教科书里的传奇”。在新闻史教学研究领域奋斗70载，他迄今培养了50多位博士生，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成长为国内新闻学院的中流砥柱。他撰写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和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著作成为新闻史教学和研究的奠基之作。
这位“90”后先生还是同龄人中的“潮人”，一边专注于新闻史学的严谨研究，一边紧跟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变革。方汉奇先生 70岁学电脑，80多岁开微博，年近90岁玩微信。方汉奇先生的日常生活也依旧保持着年轻人的状态。“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先生的日常生活是忙碌而充实的，每天6点多起床，晚上12点入睡，先生每天都会阅读手机、电脑、报纸、电视这四种媒介的资讯文章，也会熟练地打开电脑文档悉心指导“关门弟子”完成博士论文写作。
“家国情怀 浴火重生”
方汉奇先生上一次出现在媒体视野是今年5月他为抗疫发声。已经“封笔”多年的方汉奇先生发表《抗击“新冠”，老兵报到！》的文章。他分享了对疫情的见闻和思考，撰写“家国情怀 浴火重生”八个大字向抗疫英雄和人民致敬。疫情期间，方汉奇先生用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下疫情期间的人大校园，“我的日记只记事，不抒情，不议论，以后这些都是史料”，方汉奇先生说。在这位新闻史学家看来，写实当下，将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1926年12月，方汉奇先生出生于北京。先生之家乃是书香门第，祖籍广东。祖父是前清秀才，外公早年留学日本，曾是鲁迅交游较多的的教育部同事。父亲方少云曾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立法院任职。母亲林君璧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听过鲁迅的课，与刘和珍同班。
方汉奇先生出生时，祖父为他取名“方汉迁”，意在寄望孙儿能像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一样。后因“汉迁”与“汉奸”谐音，常遭同学戏谑，外公便为他改名为“汉奇”。时局动荡，抗战烽烟让方汉奇先生的求学之路非常曲折。从小学到中学，他历经西安、北京、香港、上海、重庆、汕头等地，读过14所学校，记忆最深的是北师大二附小。丰富的图书报刊、文体活动，课上课下老师们都在说“勿忘国耻”，音乐老师教唱《毕业歌》等救亡歌曲都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方老师身上的家国情怀，以及对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是我们后辈难以企及的。”
在方汉奇先生的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的印象里，唯一一次看到方汉奇先生热泪盈眶，是他讲起上世纪30年代的一段往事。当时，全班师生集体到动物园游玩，被几名窃踞华北的日本军人及其走狗公然拦住队伍，调戏带队女老师，还打了老师两个耳光。受此大辱，同学们立即罢游回校，都趴在书桌上号啕大哭。
坚持基础研究，做新闻事业的守望者
爱国，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最炽烈的感情。成为一名像范长江那样的记者曾经是先生最大的理想。考大学时，他的志愿“非新闻系不填”，最后被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录取。方汉奇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笑言：“如果还有机会，我还想当记者。只是现在体力不行，当记者已经力不从心。”在方汉奇先生看来，记者永远在奔跑，他喜爱这样的姿态。
新闻记者一直扮演着社会守望者的角色。在方汉奇先生眼中，新闻史研究者则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好新闻事业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聪明一点儿，少走弯路，不犯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
从新闻记者到新闻史教学和研究者，方汉奇先生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自己的新闻理想。在就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期间，先生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他根据自己收藏的1000份小报撰写的13000字的《中国早期的小报》，连载于1948年6月至10月的上海《前线日报》之《新闻战线》周刊，初步崭露了他的史学才趣。
1950年，24岁的方汉奇先生大学毕业。囿于家庭背景，此时的他无法实现记者梦。已任上海新闻图书馆馆长的马荫良便邀请他来担任馆员，让方汉奇先生得以和严独鹤、孙恩霖等20多位上海老报人同为馆员，整理旧报资料。在馆三年，方汉奇先生甘坐冷板凳，不仅完整地细读了长达78年之久的27000多份《申报》，而且主动以一己之力跑遍当时上海50多家图书馆，调查各馆收藏报纸和新闻学书刊情况，编写出版了《上海各图书馆藏报调查录》一书。
“新闻史这么有趣的课程，如果讲不好是要打屁股的。”方汉奇先生非常注重教学，有学生谈起方先生的课，用八个字形容：满座叹服，惊为天人。在恩师马荫良的推荐下，当时还是馆员的方汉奇先生曾应邀去被誉为“东方哈佛”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新闻系兼职讲授新闻史。他首次大学授课，因史料丰厚，“一上讲台，四座静听。”1952年，他的邻居、《解放日报》秘书长罗列调任北大中文系新闻教研室主任，邀他去北大教书。次年盛夏，方汉奇先生来到燕园，正式开始了他长达70多年的大学教师生涯，最终成为享誉学界的新闻史学大家。
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的新闻事业是舶来品。民国时期，新闻学高等教育以美国为圭臬。而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新闻学高等教育体系。当时在北大教学主要参考的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但是这本书只写到1927年，共产党人的办报历史更是空白。为了上好课，他便自己“找米下锅”，跑遍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看了2000多本书。
深耕新闻史，构筑学科合法性根基
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整体并入人大，一场场政治运动不断袭来。他尽力排除干扰，继续“教课做资料”。
70年代中后期，华夏神州春回大地。50多岁的方汉奇先生厚积薄发，迎来学术的春天。1978年是个转折年。当年，为给中国人民大学建校30周年献礼，方汉奇先生想写一本《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小册子”。他本来准备写七八万字，写起来却一发不可收。两年后，这部5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才完成，书中涉及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名，纠正前人著述失误200余处，被新闻学界认为是继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之后又一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
他组织编撰《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耗时13年，前后50多人参与，是新中国新闻学科第一个有外文译本的专著。而后又组织编撰《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历时超过20年。这两部著作后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里程碑”。由他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成为迄今国内外流传最广、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新闻史方面的教材。王润泽教授说：“这些基础性研究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功德无量的，就像第一幅地图，标记了重要的矿产、河流所在位置。”
上个世纪80年代，新闻学被列在文学门类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没有自主性。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的合法性，成为方汉奇先生思考最多的问题。他担任首届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后带领众人多方争取，终于将新闻学升为一级学科，这为以后新闻传播学的大发展提供了学科制度上的保证。1989年，方汉奇先生和复旦大学教授宁树藩先生等一起发起成立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并担任第一、二任会长。如今，中国新闻史学会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新闻传播学学术团体，是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唯一的全国一级学术团体，学术视野现已扩展到新闻传播学的各个领域，目前共有二级学会22个。
2017年9月，方汉奇先生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100万元。刚领完奖，他就决定把奖金悉数捐给中国新闻史学会，支持学术研究。结果转账当天，银行工作人员如临大敌，以为眼前这位白发老人遭遇诈骗，陪同人员也被当成骗子“审问”，就差报警了。这段经历被媒体冠以“冬日里最暖心的乌龙”。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方汉奇先生说：“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宅家工作，关注时局，是我基本的实际行动；抓紧时间看博士论文，指导博士生完成他们的学业，是我在抗疫中干得最多的工作。”
“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研究新闻史、教新闻史。”
（本文综合整理自央广中国之声、《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客户端、《中华儿女》杂志、《光明日报》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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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宇皓
指导教师：孙权 吴衣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