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传播学是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国的，您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经过40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在传播学领域有没有突破性进展？

郭庆光：上世纪70年代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缔结后，中国政府请来一批日本的社会贤达，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内川方美教授在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中，介绍了传播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上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科奠基人之一施拉姆先生来华，进一步引起了中国学界对传播学的关注。早期都是翻译引进国外学说，在学界的认知度和普及度也很低。90年代初我从东京大学回来给学生讲授传播学，学生也听得云山雾罩。但是，传播学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后来有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毕业生回来对我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她说：“郭老师，当时在课堂上听您讲课就像是听天书，离我们太远，但是毕业没几年，当时讲的那些内容就都成了我们的媒体现实。”我想，这是因为传播学适应了信息社会发展的规律，加上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融为一体，才使得传播学逐渐在中国体现出了它的价值。

传播学进入中国已经40年了，尽管它成了“显学”，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在学术研究领域还很薄弱，基本理论的研究比较落后，缺乏引以为豪的学术创建。中国传播学要在世界学术之林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有自己的独创性的研究命题，要研究中国的现实传播问题。实际上不管是经验学派，还是批判学派，都是国外学者根据他们社会的传播现象或社会课题而引发的学术思考和创新。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思想有借鉴价值，但对中国学者来说，踏踏实实地研究中国的现实课题更重要。

记者：您曾提到“传播学影响了我国的社会话语体系”，能否具体谈谈？

郭庆光：从过程而言，传播学最初是进入学术界，之后进入媒体界，它从学术话语迅速成为媒体话语、进而进入中国主流的政治话语体系当中。十八大报告或者中央的各种各样的文件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我们都能找到很多源自传播学的词语。在互联网经济、媒体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迅猛的今天，传播学甚至在经济话语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话语体系的改变，意味着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可以说，传播学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与中国社会融合，逐渐融入到中国社会的话语体系当中，成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播学如何担此重任？

郭庆光：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习总书记的讲话为建设中国特色传播学话语体系提出了重要任务。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我想第一要立足中国国情，关注中国问题，阐释中国现实的社会传播现象，解决中国现实传播问题。唯有中国的，才是世界的；第二，传播学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科学，要研究人的传播行为，建设中国传播学的科学基础理论，贡献于世界的传播学发展，通过基础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通过元命题、元理论的开拓去影响世界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不但要能阐释中国传播现象，还要能说明其他国家的问题。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在于基础理论，理论建构难度比较大，需要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一些问题。总之，建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包括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能够阐释现实的社会传播现象，并解决现实的社会传播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另外，话语体系不能是封闭的，不能只在汉语圈子里，它应该成为一个开放的话语体系，得到全球的普遍认同。

记者：曾经有段时间，学界对传播学特别看重，有一部分学者也开始否定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意义，您怎么看待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区别？

郭庆光：新闻学和传播学明显不同。简言之，新闻学是做新闻的学问，传播学则是以信息（包括新闻）传播的社会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立场和视角有明显差异。比如在看待新闻价值的时候，新闻学关注的是如何发现新闻价值，如何在文本中组合这些新闻价值要素以增强新闻的社会影响力，传播学关注的则是记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价值取向，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影响因子和制约因素是什么等等。

传播学是人学，研究的是人的传播行为及规律。因此，它是站在媒体之外来分析媒体行为和受众行为。当然，两个学科的交叉性也很强。新闻活动是人类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活动之一，自然也是传播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事实上，传播学的一些著名理论命题如“议程设置”、“第三人效果”、“沉默的螺旋”、“铺垫效果”等等，也都是建立在对新闻传播现象的考察之上的。另一方面，新闻学把新闻媒体看作是公共舆论的纽带，是各种社会意见互相碰撞、交流，由此建构社会共识的平台，自然也必须重视受众心理、报道效果这样一些问题。两者的交融度还是很高的。

记者：来得快，去得快，成为当下舆情的一个显著特征，一些与社会价值相关的选题没能得到持续关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如何才能更有效？

郭庆光：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应该和人性结合起来。人人都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公正，也追求真善美，这些也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和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结合起来，会有明显的效果。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大家都认可的，但在现实中有些人不愿意积极践行，或者践行起来心理压力很大（如见义勇为、互助友爱等），这就和社会信息环境有关系。践行核心价值是需要得到社会鼓励的，如果我们的媒体和网络上总是传播一些做好人好事却受到伤害的范例，必然会打击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在社会信息的传播总量当中，弘扬正能量应是永恒的主旋律。作为媒体，还得提供积极向上的内容。新闻以正面报道为主，这是整个新闻界的共识，是一种社会责任。

记者：当前传播领域有一种娱乐化的倾向，为了点击率，传统主流媒体也在调整自己的叙事表达，这是一个新的话语体系的开始还是阶段性流俗的表现？

郭庆光：任何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或者社会公共意识中的问题，都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没必要严肃的东西可以轻松一些，但是该严肃的必须要严肃，例如涉及社会公共生活、公共政策的很多问题需要冷静和理性的讨论，过度调侃、搞笑和娱乐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对主流媒体来说，调整过去僵化的叙事表达，使其更接地气是好事，但过度娱乐化则会失去权威性。不同领域当中的话题，可以用不同的传播手段去处理。娱乐是人的基本需求。娱乐产业的社会价值就是人的体力和精力再生产，在社会中有它的合理性。但娱乐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来说，更需要真实、客观、公正的信息。

记者：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会不会大众传播越来越向人际传播回归？

郭庆光：当下的社交媒体上比较火的是朋友圈的传播，严格地说，朋友圈传播是人际传播和小群体传播的一种混合形态，它以用户现实的社会关系为依托，成员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流通的信息也有较高的类似性，也会受到现实社会联系的制约。朋友圈信息是我们了解社会变化的一种渠道，但过度依赖熟人圈不可能把握整个社会的情况。社会环境是复杂和多元的，需要通过多元的媒介渠道才能较为准确地去把握，不能期望一种媒体能满足所有的信息需求。养成接触多元媒体的习惯也是当代公众媒介素养的重要内容，换言之，手机也用，电视也看，报纸也读，那么你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像”（李普曼语）也许会更平衡、更接近于真实。

记者：自媒体对新闻传播业的意义何在？它的崛起是否意味着专业新闻人社会作用的弱化？

郭庆光：专业媒体和自媒体，各有各的功能和作用。自媒体新闻信息的生产是专业新闻生产的补充。自媒体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因为它能够体现多元的社会需求和多元的社会观点，同时它也打破了过去大众传媒的垄断局面，使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的传播手段，这是社会的进步。随着网络传播秩序的建立，自媒体的发展会逐渐摆脱它的“洪荒”时代，会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品位和份量,建设性可能体现得更充分一些。

但是，自媒体无法取代专业媒体。社会公共信息的生产还是主要依靠专业的新闻机构或新闻组织，因为专业媒体有其高度职业理念、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它必须坚持客观、真实、公正的基本理念和新闻的伦理道德。目前专业媒体受到了自媒体或其他新媒体的严峻挑战，面临着转型的迫切需要，但我相信，专业媒体一旦熟练驾驭了新的传播技术，实现了媒体深度融合，加上强大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强大专业能力、品质保障和权威性保障，专业媒体无论在社会影响力还是在经济效益上，都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记者：当前传统新闻传播教学也面临着变革，人大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等方面具体有哪些改革？

郭庆光：时代在变，传媒生态在变，传媒的人才市场需求也在变。媒体变了以后，自然培养方法上也会发生变化。根据融媒体时代及全球化背景下对新型人才的需求，我们定了一个“三跨”的教学思路。

一是跨媒体，打破过去报社、广播、电视单科培养的情况。未来新闻媒体需要的是，新闻从业者对视频、音频、静态画面、文本等多种元素的综合处理能力。所以要打破过去单科培养的模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行多媒体教学。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四五个工作坊，下一步还会有更多。以工作坊的方式取代过去满堂灌的方法。

二是跨文化，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全球化的需要。中国现在作为世界大国，要更好地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同时更好地向中国介绍世界。因此要加强国际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我们正在论证成立国际传播专业，并正在筹备在深圳办一个新媒体与国际传播学院。这主要是为了培养对外传播的人才。

三是跨专业、跨学科。这是为了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我们已经有了新闻和国际政治，以及新闻和法学的双学位班。学生们可以毕业以后拿到两个学位。下一步还准备和信息学院合作，培养数据新闻人才。另外，还要和财经金融学院一起培养财经金融报道的人才。“一专多能”就是在一个领域当中形成其特殊能力。这类人才定位很清晰，比如可以专门做国际问题的分析报道或者当专业的财经记者等等。在一个领域中有了这些优势是很受媒体欢迎的。

虽然我们施行了融媒体人才培养模式，但写新闻稿、拍新闻图片、录视频等的基本技巧是不会被丢弃的，所以当下传媒教育的课程设置和传统的培养模式是相通的。传统的优势还是要继续发挥下去，改革创新并不意味着过去的一切积累都不再有价值，相反，一些传统优势在此时显得尤为宝贵。

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一定要有前瞻性，着眼于未来。为此，我们与著名公关公司合作设立了总规模1个亿人民币的“未来传播基金”，设立了未来传播学堂，以国际化、大视野、复合型为培养目标，启动新的“领英型”传播人才培养项目。今年9月新学期，未来传播学堂将迎来第一批学员。

记者：对学生来说，怎么更好地把握传播学这门课程的精髓？

郭庆光：学习传播学，第一要有理论的追求，第二要有现实问题的取向。著名学者默顿认为社会科学属于中程理论或中范围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的范畴，传播学也是如此，既要有学术高峰去攀登，又要有现实关照的情怀或者诉求。不能阐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不是好理论，满足于做玄学或单纯模仿“洋八股”是传播学研究的一种跑偏，“批判”也需要有建设性。即便是入门学习，也需要带着问题学，形成自己的兴趣焦点。抓住现实社会传播中的特定现象，有针对性的进行深度思考和研究，会有自身的理论发现，对解决现实问题有用处。

记者：现在新闻传媒毕业生的就业选择越来越宽泛，不再局限于专业媒体机构，这是好事吗？

郭庆光：我觉得只要能发挥专业优势就好。新闻传播学，特别是传播学，从事企业传播、政府传播、公共关系，包括广告都属于传播学的范围。还有一大批到政府的新闻宣传部门、新闻发布或者是突发性事件应对的部门等等，都是专业对口的。

比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新闻专业的人能更全面考虑公众、政府、媒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怎么处理，或者更多从公众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能够提出一些比较合理的建议。实际上，受过专业教育的新闻人和单纯公务员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这对于提高政府的新闻发布或是突发性事件应对以及危机管理等水平有相当大的作用。所以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制定宣传方案、城市形象设计、品牌传播等等还都需要一些专业人员来做。新闻传播学的就业市场是非常多元化的，是属于在专业领域中的多元化。总之，我认为学习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前景是良好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学好这个专业，形成自己核心的职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