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本乾院长指出，技术的发展对行业的发展影响比较大，例如5G和人工智能：5G有五大关键技术的突破，带来了三大应用场景的变化，这样势必对我们新闻传播提出一些新的应用；人工智能的出现，对我们传播业也造成很大的冲击，特别是人工智能的三个要素，ABC，也就是算法、大数据和算力。

李院长认为，技术发展带来媒介融合，办学理念也相应而动：

一、办学要坚持4个面向：坚持人类未来，国家未来，产业未来，学术前沿；

二、三大路径：文理交叉、国际化、产学研，努力建设新媒体的STEAM学科结构。上海交大媒体与传播学院学科知识背景的架构是科学艺术技术、数学；课程设计上，希望建设培养出一个T字型的结构体系：T就是横向我们跨学科加宽、国际化，纵向提升深度，以期实现一个从P到P，即P从问题提出到实践的能力提升；

三、原创性努力：一个是知识原创，一个创意原创，一个是原创性的人才，一个是原创性的社会贡献。

张红军院长提出了新闻传播学院建设发展的十个问题，并分享了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解题思路：   

问题清单：

1. 如何建立既民主又高效的协商决策机制，以调动师生参与学科治理的积极性？

2. 如何建立有效的团队合作机制，以解决项目合作难、论文合作难的问题？

3. 如何在学院内部有效激活研究所等学术组织？

4. 如何建立相对完善的研究性岗位人员淘汰机制，在促进他们快速成长的同时增强其归属感？

5. 如何解决年薪制教授与普通教授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或：如何解决非年薪教授的心态失衡问题？

6. 在绩效考核中如何平衡科研与教学、课堂教学和课外教学等的权重分配问题？

7. 如何在职称评定和绩效奖励时权衡好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关系问题？

8. 如何在现行体制下有效解决教师在教学科研中的行政性事务过多问题？如填表、审批、报销等

9. 如何在系科职能权限弱化的情况下，有效强化教学团队？

10. 如何解决媒介生态变化带来的实务师资更新问题？

思考和对策：

1. 确立突破点，凸显特色

上面列出的问题可能是共性的，但共性问题也有个性化解决方案。首先要认清的是：我们是谁？我们有什么？然后决定我们要做什么。

2. 建章立制，完善制度环境。

一是出台系列敬才重才的规章制度，并且按章办事、公正透明。二是加强服务、简化流程。三是设立预研经费，便于教师开展研究和交流活动；四是以项目制支持学术组织开展研究活动，形成激活各研究所、实验室的动态机制；五是建立本科教学团队例会制度、新生学业导师、班导师及面向本科生的值班咨询制度等。

3. 联合文科院系，积极争取学校支持。

4. 全员参与，完善绩效考核体系。

韦路院长主要谈到了如何提升博士生项目的培养质量及国际化水准：

一、录取。第一申请审核，第二单盲录取，解决了公平性的问题和导师定向分配名额问题，导师双向选择可以视情况选择是否带学生。

二、培养。导师组培养模式，导师组负责学生的整体培养环节，包括独立研究、资格考试、开题、预答辩、答辩。其中，独立研究指每位博士生在导师组指导下完成一项研究设计，并提供一定经费资助。该环节旨在使学生在低年级的时候可以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从而为开题和论文写作奠定基础。同时，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国际交流率超过100%。

三、文化。如何营造博士生培养的文化？博士生培养需要营造共同体的文化，特别是导师和学生组成的共同体文化。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包括为新生开书单并赠送书单书籍、组织师生共同赴兄弟院校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等

张志安院长立足于网络社会当中的信息流动和公共传播的体系，认为我们新闻传播教育和学科定位应该要做“三个三”：

第一个“三”：定位学科维度时重点考虑三个因素。

是不是立足了学术的前沿？

是不是立足了国家的需求？

是不是立足了学院所在场域空间形成学科特色？

第二个“三”：适应网络环境人才的三个核心能力。

融合叙事的能力，即把我们过去讲故事的内容生产能力，放到跨媒介平台当中进行跨媒介叙事。

公共连接的能力，是公共传播的核心之一，新闻传播始终要考虑内容生产跟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连接。

第三专业精神，专业学习、自我学习、社会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是专业的重要支撑。

第三个“三”：新闻传播院长的三个任务。

砍专业，必须做专业的整合而不能按照媒介介质去“去”。

聚方向，学院要聚焦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在中国要兼顾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即国家对新闻传播学科智库化的期待。

培育人才，我们要激发内部活力，为未来人才培养做储备，“引”和“育”对未来人才发展都特别重要。

支庭荣院长介绍了所在学院的特色化发展的想法，他指出，目前所在学院有5个人才培养方向，其中3个在转型：新闻专业转向融合新闻、广告专业转向数字营销传播、广电专业转向视听传播，另外2个方向是：公共传播、国际传播。

支院长介绍，所在学院打造三个重点研究创新团队：视听传播团队、计算传播团队和国际传播团队。此外，广州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前沿，也是舆论斗争的前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区域传播方面将加大研究力度，特别是在港澳台传播方面的研究，以期更好地回应国家的要求和时代的挑战。

张晓锋院长从学术交流的维度分析了学科建设的一个方面。全国新闻传播学术交流存在着时间、地域不平衡的现象，每年10至12月的会议占到55％，北上广召开的会议超过50％。在学术会议总量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品牌类学术会议在急剧下降，这反映了在特色聚合的前提下如何保持品牌可持续性的问题，值得关注。在学术会议议题中，新闻传播教育类的会议占到将近20%，反映了新闻传播学界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也凸显出新闻传播教育的阶段性焦虑。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的学术会议中有将近10%的研究生论坛，这股新生力量令人欣慰。

张院长指出要“通过学术交流的提质增效，来聚焦服务于我们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并提出了两点建议：

一分一合，如何适度分流分区，加强区域合作，提高学术交流的协作性。

一升一降，要提升学术会议品牌、特色，降低散点会议。

姜红院长主要谈论了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如何与书记配合治理学院的问题。她建议除了办全国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论坛之外，再举办一个新闻传播学院的书记论坛，建立一个新闻传播的书记共同体，探讨书记和院长融合治院的话题。

她结合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微观经验”，认为一个好的学院要靠好的团队来带领，而好的团队首先要有好的搭配，有一群好人在一起共事。目标一致，分工明确，制度清晰，互相尊重和补台。在团队和谐的基础上，打破一些行政的条块思维，共同谋事、做事、成事。遇到学院发展的大事，党政高度融合，举全院之力，力求所有；遇到既和党建相关，又和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相关的选题，党政联合互补，尽力挖掘资源，一鱼多吃，但求所能。比如在马新观的教育，部校共建的系列活动，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中，这种党政融合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就能产生“党建+”或“行政+”的效果。在构建共同体之前要先做成一个沟通体，一切的问题、误会都是沟通不畅造成的。在拥有一致的价值观的前提下，沟通大于一切。

彭祝斌院长对人才培养的操作路线进行了探讨，认为新闻人才培养的定位应该有三个维度：新闻媒体、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

他提出要重视科研育人，关注本科生学术能力的培养，为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培养苗子和可造之材。他认为科研是大学生创新训练的重要路径和方式，“科研育人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所有的本科生都去搞科研和发表论文，而是一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状态，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接受者为探索者；二要着力培养学术思维和批判思维，培养创造意识和创新精神；三是要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培养需求，发现和培育科研新人”。

对于怎么实现本科生学术能力的提升，他建议从三方面来考虑：一是建立科研引导机制，鼓励老师让学生参与他们的科研项目；二是建立科研指导机制，给本科生配备科研导师；三是建立科研激励机制，实施科研成果奖励和升学推免优先政策。

漆亚林院长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尚且缺乏感恩教育，其实感恩教育它不是一门课程，而应渗透、浸润在各个课程和教学当中。感恩教育在新闻传播教育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尤其是新闻学科建设当中有一个人文精神的关键词，人文精神首先是尊重生命、尊重彼此、尊重他人，还有幸福正义。

 他从新闻教育转向的角度提出三个着力点：

一是为了谁，回答伟大新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教育部卓越计划2.0意见提出“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家国情怀放在首位，而不是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培养新闻传播人才要面向人本身，立德树人，进行人的教育，培养过程中还要注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调和。

二是我是谁，回答新闻传播教育师资建设的问题。关键是如何解决存量和增量的问题。各学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资源优势吸引人才，孵化人才和人才转型，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教师结构。社科大推行的是“教师+”组团上课，组合社科大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人大新闻学院等高校的优秀教师进入课堂。

三是依靠谁，回答新时代新闻传播教育依托力量和培养的问题。因地制宜，凝聚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传媒学院的特色是根据专业的实际情况，跟社科院的资源进行有效对接，力争获得国家项目支持、社会资源支持和先进技术支持，社科大新闻教育正在形成教研融合、深度国际化、本硕博资源一体化、学业导师制等特点。

姚泽金副院长针对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的路线操作图分享了“两个基点”和“三个探索”。

“两个基点”：第一个基点：需求决定生产，目前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会在整个人才培养的目标设计里面得到体现；第二个基点：立足新闻传播主流学科坚持特色优势发展，政法大学立足于本校的办学资源和特色，在人才方向的选择上，更多地偏向政治传播、法治传播，还有传媒和文化产业的管理与规制方向。

“三个探索”：第一个探索是对人才模式的改变，提出一个“四跨”的人才培养模式，最重要的一个跨就是跨学科；第二个探索是重构教学体系。7年前我们把课程教学体系重构为信息收集、内容生产、传播技术、媒体运营、管理规制以及跨文化传播的一套课程体系，但我们的课程体系与教育部核心课程的质量认证有些不一样，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三个探索是夯实了新闻传播的同步实践教育体系。

陈丹院长从学科生态治理、学科结构治理和学科组织治理三个层面分享了学科治理体系微观实践的一些思考和经验。

一、学科生态治理层面：主要是在学校层面，因为学科的多样性以及学科之间的共生合作，才能够保证学科生态体系的健康和谐发展。我们现在主要聚焦出版传媒，已初步构建了以新闻传播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工商管理、设计学等多学科交叉共生的出版传媒学科生态系统。

二、学科结构治理层面，综合考量了我校办学特点、办学资源、内外环境，形成了以出版学为核心、传播学为基础、新闻学和传媒经济管理为支撑的学科结构，进一步凸显在出版方面的特色。

三、学科组织治理层面，主要是打破了三个层面的壁垒。首先是打破各学院之间的壁垒，学院间实现学分互认，资源共享；其次是打破学校之间的壁垒，相关高校通过“结对共建”，开展协同合作；第三是打破校企壁垒，充分利用我校在出版领域丰富的行业资源，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合作平台。

苏宏元院长介绍了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业建设的情况，并对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谈了两点看法：

一、新闻传播学科应该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因为传播学科本来就是一个交叉学科。在新技术革命发展的今天，依然应该向其他学科、向技术进行开放。

二、人才培养很重要的是学生的学习，我们给他提供很多的课程、规划，实际上现在很难解决的问题是可个性化的学习。学生学习的主动权要放到学生的手上，而不是我们给他安排。我还想强调一下培养目的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只把学生培养成“经济人”，更不应是“机器人”。

廖声武院长认为，“我们面临一个互联网飞速发展、移动媒体飞速发展的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普遍都有一种技术焦虑，感觉好像我们被技术抛弃了，或者是对技术感到很陌生。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要克服技术焦虑，那么应该怎么来进行人才培养？我的体会还是得从学生的素质方面来进行培养。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技术在不断发展，实际上最终留存下来的还是思想……所以我觉得新闻传播还是应该遵循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我们要拥抱技术，但我们不能搞技术至上，要对技术至上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谈到具体实践当中如何做的问题，廖院长表示，一方面老师要改变知识结构，注意新知识的学习，学院可以给老师一些支持，提供学习的材料；另一方面，要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加入新技术的课程，使课堂上知识的传授和动手技能的培养协调进行。另外，要和媒体合作，以项目制的形式保证媒体参与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常态化。

巢乃鹏院长表示，他是技术乐观主义者，因此对新闻传播学科进一步的发展持相对乐观态度。“这种判断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相较于之前技术作为媒体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而言，现在以及未来，内容正在重新回到整个媒体生态系统的中心。换而言之，我们最熟悉的依靠内容的生产来掌控话语权的模式，正在重新回到整个传媒业生态的中心。当然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内容的生产已经不再是熟悉的生产模式，而是技术驱动的生产模式。二是，传播学其实是一个平台型的学科，平台跟十字路相比更有拓展性。其它学科的人进入到我们学科之后，在研究甚至身份上会越来越认同自己是一个传播学的研究者，……我们的传播学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

关于人才培养的路线图，他指出，有鉴于新闻传播学的“新文科”属性，在培养人才的时候需要重视两种知识体系的搭配，即职业知识体系和教育知识体系；并提出了课程内容重复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李震院长指出，“新兴媒介技术对新闻传播学科来说，带来的是转型，转型对我们来讲就一个关键词——融合”。他分享了所在学院融合的历程：“2006年学院确定的发展理念就是文理艺多学科融合，但这是最初层次的融合，包括从招生到课程设置上的文理艺交叉，交叉性的课程达到课程总量的35%左右，还投资近3000万，建成了国家级数字传媒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获批了一个国家级人才模式创新实验区，即以辅修方式实现传媒人才与实践技能、相关学科的融合。后来我们又创办了两个卓越人才培养创新实验班，准备尝试三导师制，即本院导师、媒体做技术的导师和相关学科的导师，分批进入培养过程，希望能培养出来融合型、复合型人才。近几年来，随着媒介技术的急速发展，我们又引进了做信息技术的院士、做VR的二级教授、补充了多名计算机博士，新建了融媒体实验中心、智能传播工程技术中心，开设了数据新闻、智慧传播等一系列融合型课程，申报并获批了国家重点研发专项计划重大项目等等。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新闻传播学科与新兴媒介技术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新闻传播学科在新兴媒介技术环境中的转型发展。”

“当然，我们经过这一段摸索以后，觉得真正的融合特别难，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说融合就融合得了，融合的真正实现，还需要一段艰难的时间”。李院长补充道。

周德仓院长认为，在新闻传播教育高度繁荣的今天，差异化、特色化教育已经成为专业教育的必由之路。从总体布局上而言，新闻传播教育应当分层次（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型等）、分区域（发达地区、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等）、分类（民族院校、部队院校、政法院校、理工院校、人文院校、综合院校、专科院校等）实施，不能再用同一标准进行评价。民族院校是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之路，主要是为民族地区培养优秀人才，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民族院校应该保持民族特色，否则就无存在的必要。民族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当然应该学习、借鉴一流新闻院系的办学理念和模式，但不可绝对模仿，必须把握民族院校的历史使命，走特色之路。民族院校的新闻传播院系，不必刻意追求规模、一流、前卫，但必须适应民族地区的人才需求，有效实现媒介融合大趋势和民族特色之间的有机结合，塑造自己的专业教育模型，实现自主创新。

周院长介绍，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区位独特（隶属于西藏自治区，但在陕西咸阳办学，是西藏唯一的新闻传播学院），西藏民族文化优势突出，专业教育责任重大。她就是要为西藏培养现代新闻舆论人才。在政治素质要求上，突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西藏的实践；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力求打造“西藏传播”高地，重点打造西藏文化传播、涉藏舆情研究团队；在教学模式上，凸显汉藏双语传播人才培养；在人才培养目标上，突出现代传播能力养成。

王春泉院长聚焦于“后网络”、“轻文明”、“佛系化”和“被佛系化”的问题。他认为，“后网络”是目前的一个基本语境、全新的传播剧场；“轻文明”是目前我们社会的基本身处。在这样的语境中，“佛系化”的问题与个人选择有关系，但是更应该注意“被佛系化”问题，它涉及到的是由于竞争力的缺失造成的被动的佛系化，以及由此引发的颓废、责任丧失和“闪亮事物综合症”等问题。

王院长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在解决技术问题的同时，通过再设计，倾力侵入到共同的诗意基础里面去，开启“向内的旅行”、“关切的目光”，让批判性思维和叙事能力穿越物性，穿透时间与空间。主要包括：

一是推动全体师生的“传奇品牌”自觉，让个人与更为广泛的存在产生深刻的关联；

二是推动能力的有效提升，在洞察机会、远见、抱负、激情、自信、革新、冒险精神、创意、社交能力和坚持等方面有所作为，重新激活全体师生的学习欲望，提升他们的生产能力；

三是让所有人都成为主体。“我们从2018年开始搞完全学分制，借助学程制等制度支持，充分赋权学生，他们可以自主选课、自我编程”。

李世举院长从三个层面分享了人才培养微观层面的体会：

一、育人环境：一是希望以后在各类国家级的项目、奖励评选当中，向中西部地区予以适当的倾斜；二是国家宏观政策为新闻传播教育创造了最佳发展机遇；三是媒体转型和技术进步、媒体社会化发展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

二、问题与挑战：一是人才问题，西部地区人才引进的难度非常大；二是双导师制建设，业界导师引进的困难大；三是媒体新技术人才的引进问题；四是外部环境的挑战，地域、环境等，很大程度地制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三、实践操作：一是要有明确的办学定位、服务面向；二是坚持以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为核心；三是关注社会发展和技术发展的现实，将互联网思维、新媒体技术融入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四是整合社会资源，形成高校资源与社会资源的良性互动；五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构筑全方位育人体系。

张允院长主要介绍了“饲料不足”的时候该怎么办的问题：第一，用开放的心态，把实验室建到其他的学院，比如和外语学院去建跨文化传播的实验室；第二，设备投入很难跟上技术的变化，投入产出效率低。所以，一方面，和媒体合作，用他们的平台；另一方面去找最新的免费软件，让学生通过免费软件尝试新技术等等。

张院长提出，“我们在讲技术改变传播的同时，技术也在改变着教育。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以往的地理概念的学校做教育，教育也面临技术的冲击，现在的高校争夺的应该是谁先建立一个平台。我们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希望这种在线的优质教育资源平台，能够更快的建立起来。”

邢云文院长提出，“当前，媒体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们的教育要跟技术发展完全同步不可能的，但是这种情况下，面对技术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办？”

他认为，“应该关注媒介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它所产生的新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层面的再生产需求。我们在追赶技术、拥抱技术的同时，还是要静下心来，把现在的技术变化，及其背后的规律、趋势，通过研究转化为最新的知识，加强知识生产的能力。我们教给学生的应该是超越技术的规律性，知识性的东西，而不是仅仅是它的技能” 。

“由于传播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对最新知识生产的机遇与挑战，不仅是中国面临的，而且是全球面临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通过努力，把中国地方性的知识变成一个普遍性的全球性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探讨将来新闻传播教育所面临的趋势和问题。”

董天策院长主要对人才培养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要汇聚队伍，师资队伍是一个根本；第二，学科交叉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人才培养来讲，就是要专业融合；第三，再往前推进，其实就是模式创新；第四，在模式创新的这个前提之下，现在的课程体系需要大力优化，甚至是重构。

“因为我们现在总的努力方向是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创新型、国际化。我的基本观点是必须从以知识为中心转为以能力为中心，原来的知识体系过多地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像重庆大学这样的研究型大学、985大学、双一流大学必须要建设研究性课堂，加强创新实践。最终要个性化培养，要让每一个学生具备不同的专业核心能力。”

赵丽芳院长首先阐述了在教育发展不均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背景下，民族类院校依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与使命。让少数民族学生共享社会发展福利，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平台和就业机会，是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内生动力所在。

她介绍了中央民族大学新闻学专业办学的两条路径和两种模式。一条路径是作为中央高校，为首都培养人才，为国家战略培养人才；另一条路径是作为民族类院校，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下得去、扎得住”人才。在这种路径下形成两种培养模式，一种是竞争性的人才培养，一种是互补型的人才培养。竞争性人才招收没有本民族母语基础的学生，对标双一流高校；互补型人才招收具有本民族语言和地方知识经验的少数民族学生，培养懂民族语（蒙藏维哈朝乌孜别克语等）和国家通用语、英语（或其他一门外语）的多语种多语言新闻传播人才。

赵院长还提到了“可为和不可为”：“可为”的是学生生源质量非常好。在目前师资短缺的情况下，办学精力首先也必须集中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上，通过开门办学“请进来走出去”建设高水平的教学师资，通过与多个重要媒体合作训练营等方式，形成协同育人机制。所谓“不可为”是指办学策略的轻重缓急，在目前师资情况下，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并进暂时不可为，也暂时不可行。办学中，民大始终坚守的是先保障高质量人才培养，再着眼于凝练学科建设方向与建设特色。因此，以本为本为根基，先靠专业建设立院，再靠学科特色强院。

张举玺院长介绍了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专业建设情况：“2015年教育部对郑州大学本科专业进行了评估。虽然评估结果还比较满意，但是，隶属于学院的播音与主持、影视艺术编导2个专业的师资力量却显现薄弱。从学科划分来看，这两个专业明显属于艺术学范畴。在学院本身师资力量尚不太强大的情况下，为了集中力量建设和发展新闻与传播学科，学校决定把播音与主持专业和影视艺术编导专业给砍掉了。”

他还分享了课程建设方面的经验：“一是由于新媒体形态变化太快，现有的课程和教材无法跟上这种变化，所以我们支持有能力的教师根据形势需要而编撰新教材。最后，累计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6本新教材。二是一方面设立“穆青新闻实验班”，在全校二年级大学生中择优录取有新闻理想与新闻从业追求的学生入班学习，并集中学院优质师资，加强精英化培养。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国际化合作，不断把学生派遣到俄罗斯、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去进行交流。三是加强课外书单建设，专门委托新华社在一线记者里征集‘你认为哪些书对你的职业发展最重要？’，最后择取了其中200本书目，推荐给在校学生学习。”

郑亚楠院长表示，“世界是由过程和事件组成的”，她分享了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建设中的三个事件：

第一个，郑院长介绍了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校园广告节的顶层设计、实行轮值主席制和团队建设，并以此为例说明了“用18年时间打造广告专业课赛一体化”的理念。

第二个，“实务课程纵横变革，小步走，不停步”。她介绍了实务课程改革实践：纵向，“融媒课程建设中，所有的专业最都要有一门课收口，即所有专业老师配合做一门综合性的平台媒体的作品课程”；横向，“全院四个本科专业选修课打通”，并利用创业教育学分融合全校资源。此外，“还有与业界的合作”，“目前头条学院已经有200多人毕业，腾讯企鹅学院有暑期班”。

第三个，教师团队一定要走出画地为牢的专业原格局。“实验室不仅要求建起来，更重要的是用起来。积极重塑教师队伍，要按照办学规律、人才培养规律反推教学改革的方向和方案”。

陈信凌院长阐述了学院人才培养的一些特色化探索，其中提到部校共建精品课程《当代中国新闻理论与实践》，他介绍说：“该课程由省委宣传部的部长、副部长，以及省新闻出版局、省广播电视局、江西日报社、省广播电视台等等位的专家领导，与本院资深教授共上一门课。教材完全自编，内容每年更新，即时案例丰富，尤其注重引导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自觉做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参与者、推动者”。

此外，学院还对新闻传播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创新，尝试开办过卓越新闻传播实验班。该实验班的学生是从本校非新闻传播学科二年级的同学中选拔出来的，对他们进行两年针对性新闻传播学科理论与技能的培养，使他们成为既有学科背景又有新闻传播理论与技能的专家型复合型人才。取得的整体效果是比较理想的，存在的问题是在大学学习了两年以后愿意转专业的学生，大多不是最优秀的，可能还不是第二层次的，甚至有少量学生是在原专业中学习成绩不太理想的。“现在，根据省委宣传部的部署，学院联合相关方面的力量，成立江西智慧融媒体研究中心。我们尝试依托这个中心推出一个新闻学专业融媒体方向的实验班。”

最后，陈院长表达了对当下新闻传播教育的一些忧虑:“我还想说的是，现在高校的老师需要应对的事务不少，而且有时还是急如星火迫在眉睫的，人才培养所需要的平和与从容的气氛有些时候显得比较珍稀。”

杨萌芽院长认为，动手能力弱是传媒类人才培养环节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要想办法提高学生动手能力。“近年来我们加大实验室建设力度，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实验室要充分开放给同学们，还鼓励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负责项目的运营，比如广告节、视频大赛、记者节、微电影展等活动”。

另外，不断完善政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在河南省教育厅指导下建设了河南省教育新媒体暨舆情研究中心，省委网信办在我们这里设立了网络素养教育基地，主动服务政府，服务区域经济的发展。我们与媒体、企业保持密切联系，每年我们都开实习实践基地建设和发展座谈会，邀请30到40家媒体、企业参与交流，了解学生实习实践情况。我们要面向社会、面向区域经济发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培养人才。我们要尽可能与媒体、企业共建基地，共享资源，共育人才，不断探索和完善产学研创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李秀云院长首先介绍了天津媒体发展的地方性特征：2018年11月13号，天津融媒体开花结果，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成立。天津所有媒体融合成一家，带来巨大的人事变化。传统媒体人被迫进入一个大规模的转型期以及流失期。部分传统媒体记者、编辑加入融媒体工作室，实现转型；大量的传统媒体从业人员则流失。

基于天津媒体行业的环境变化，李院长提出了新闻传播学专业建设中的问题：“在新闻传播专业的持续扩招过程中，大量的学生的出路在哪里？”“面对媒体行业的变化，如何重塑新闻传播专业信心？”

同时，李院长指出，“迎合技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我们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时候，新闻职业理想是不是我们的救命稻草？如何重塑新闻专业信心和新闻职业理想，这是我们新闻传播教育必须面临的两个问题”。

唐海江副院长从事新闻传播史研究，他认为“我们应该拉长时光来看新闻传播学学科和人才培养的问题”，并提出了三个判断：

对于当前复杂的新闻传播现象，“新的媒介出现会引发更大的’战争’，这个战争不仅是在军事领域，它也会影响到新闻传播学”，“所以我们课程内容要变，各方面都要进行调整，不能按照传统的新闻史来写”；

“另外一个判断是我们现在的研究和建设是偏向于空间的，导致人文艺术越来越缺乏”；

“第三是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他引用了麦克卢汉、波兹曼等媒介理论家的研究指出，“我们培养的人才，要有灵性的东西在里面，而这些在我们很多的课程里都基本上是缺失的。技术类课程的增加可能会使人变成物的东西，越来越机械化的东西”。

唐副院长还介绍了基于这些判断的研究和课程设置：“我们的团队在做相关的研究，我们研究生最后一门课就是如何来看媒介技术如何跳出这些东西”。

刘洪常务副院长介绍了所在学院的特色办学经验和想法，“理论联系实际是我院在1997年就获教育部颁发的特色办学。今年围绕时代楷模黄文秀同志我们做了三件事：一是暑期组织学生重走楷模之路，现场感受黄文秀同志的精神力量；二是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做了一个有关黄文秀同志的舆情动态汇报，发现社交舆论和媒体舆论高度一致，没有杂音，为今后营造类似舆论提供借鉴；第三，前不久请所有报道过黄文秀的第一批记者、六家媒体（广西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广西新闻网、广西电台）为学生上了一次公开课，结合已经发表的作品，各自谈了报道的心路历程。影响非常好”。

他还分享了对新闻传播教育的考核机制变革的设想，“现在的考核机制是历史形成的，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新文科’建设面前，已经颓势明显，难以适应。我们设想新的考核机制应该围绕学生展开，将对教师的考核变成考核学生，老师的成就体现在对学生的指导中去。因为学生的成长才是教育根本”。

2019年11月15日至18日，以“全球视野 中国学派——全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研究”为主题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二〇一九年学术年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来自国内外主流新闻院校的近千名专家学者荟萃一堂，共享前沿关切，共通专业智慧，共建学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