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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式现代化大讲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闻传播学科贡献”形势与政策系列讲座第四讲线上开讲。新闻学院党委副书记闫岩教授主讲《乡村振兴中的公共传播与国家治理》。新闻学院党委副书记张晓波主持本次讲座。
以2021年2月25日我国宣布消除绝对贫困、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为背景，闫岩围绕着“一个主线、一个例子、几个故事”的框架展开本次讲座，与同学们分享了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中的公共传播与国家治理状况。
闫岩表示，贫困是一条穿越中国不同革命阶段的主线。19世纪中叶，由于东西方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巨大差距、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东渐，我们面对西方进行了系统的全面反思性学习；辛亥革命时期，国家试图建立一种自下而上的现代化体系，但由于清末的中国尚不具备自下而上实现现代化、摆脱贫困的条件，因此，该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国民党政府时期，国家试图通过强大的政治力量重新构建起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现代型国家，但由于民国政府依然是一个由多元地方政治军事力量左右的联合体，其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与中国乡村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因此，国民党政府缺乏足够的政治权威，无法有效动员社会资源进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
建国以来，国家一直贯穿着一条扶贫主线，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贫史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国家主导的救济型扶贫。主要依靠民政救济系统，对落后地区、因灾致贫和战争伤残人口实施生活救济，保障其生存需要。其中，国家通过土地改革、国家工业化战略、全国普惠性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的方式助力扶贫。第二阶段为农村经体制改革推动下的发展型减贫，包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推行农村体制改革、农副产品市场化改革。这一时期，1.25亿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4.8%。
第三阶段为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由于此前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间出现了地域经济发展不均衡、贫困人口呈现出区域性的问题，国家开始开展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确定了18个连片贫困区，针对这些地区安排专项资金，出台优惠政策，以县为单位展开组织化、专业化扶贫实践。第四阶段则为攻坚型扶贫开发阶段，针对西南、西北、青藏高原等地区开展针对性扶贫，实施了将扶贫对象由县向村、户落实，通过生活救济、科技扶贫、劳动力转移、生态移民等多种措施，解决温饱问题。同时，还通过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面貌。这一措施下，贫困人口下降为2688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9%。
第五阶段为精准扶贫阶段。谈到这一阶段，闫岩首先讲述了精准扶贫的原因，即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无法解决公平和发展不平等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自然状态下社会无法均质分布，以及我国存在的政策执行偏差等问题，实施精准扶贫迫在眉睫。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实施精准扶贫提供了可能性，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如何精准扶贫？闫岩提到了“制度供给”，即依靠完善的制度保障实现脱贫。较之科层制存在的条块竞逐、机构冗余导致权责推诿、技术理性压倒一切等缺陷，制度供给在精准扶贫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我们国家推行的制度供给的表现在于提出了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的新标准，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并通过进村入户，精准识别、利用大数据系统、“五个一批”等方式实现脱贫。
闫岩以“832团队”调研的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府泸水市的易地搬迁贫困点实践为例，向同学们讲述了中国西南贫困地区的人民如何接受现代化的观念、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她表示，易地搬迁过程中，贫困地区人民面临着气候变化、居住空间改变和生活方式转变等带来的很多问题。当地通过设立“管委会+居委会、楼栋长、监督队+保洁员”的卫生动员层级结构，实行上下贯通、基础动员等方式，有效改善了社区的个人、家庭和公共卫生，成功把贫困地区的人民纳入现代化的国家体系当中。这一例子表明，脱贫是一项系统琐碎的工作，工作过程中会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需要通过日常的点滴工作，把人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移步到现代化的社会当中，将贫困人民纳入现代化社会的叙事之中。
随后，闫岩以具体生动的案例为基础，为同学们讲述了精准脱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灶台革命、脱贫脱单等故事，充分展现了基层工作的创造力。
讲座最后，闫岩表示，国家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制是执政党组织与其对应的政府体系融合而成的“党政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既能保证政治议程与行政科层治理体系的一致性，又能同时驾驭和利用行政体系的科层工具性功能。与此同时，她强调，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实践之下，社会运作、政策施展、成果达成并非简单的从“理想国”到现实世界的事情，而是国家结合自身党政体制来实现政治通过运动性治理形式超越科层技术的规范性治理，从而使得政治议程与科层治理达成一致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