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负责人周蔚华教授根据自己做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时的经验，分享了史料整理的五点感受：

第一，史料整理首先要有目的性，不是单独的把资料整理出来，而要思考整理出来做什么；

第二，史料整理要有理论指导；

第三，史料整理要有严谨性，要反复的对比，查到最原始的出处；

第四，史料整理工作非常繁琐，很多史料查不到或不完整，有时感到诅丧是正常的；

第五，做史料数字库是必然趋势，读者可以根据主题、时间等进行检索，史料是非常重要的数字资产。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史》”负责人王春泉教授分享了自己做关于延安时期研究的重大课题的过程中的主要困难，以及对新闻传播史料学的建议：

主要困难：

一是在整个思路延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比如新闻传播文化史的研究和目前主流党史的书写方式应保持什么样的关系？等等；二是史料缺少的问题。

建议：

一、在各院校共同努力下，为新闻传播史料学进一步深化搭建一个新的平台，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学科的关注度有所校正；二、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需要对史料进行重新定义，并重新厘清新闻传播史的边界。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研究”负责人陈信凌教授结合所做的红色文化传播相关的研究展开分享。

他表示，目前红色文化相关的史料比较有限，做史料研究的人员也有限，所以扩充研究队伍，认真、全面地梳理现在的相关史料很重要。此外，对史料的阐释和解说也很重要，在稀有史料的运用方面，考验着学者的专业性和职业道德。

“新闻学可以运用史学的方法，但新闻学有不同的规律，应根据特有规律形成自己的史料运用的方法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闻传播史料整理与史料学建构”负责人程丽红教授认为，“史料学建构对新闻学科地位的提升很有帮助，使其能够达到和其他大学科相提并论的境界，现在当务之急是建构史料学的学术体系。同时，应建立史料的专利保护，将发掘到的第一手资料视为发现者的专利”。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报刊阅读史》”负责人蒋建国教授分享了他做阅读史相关项目研究的情况，虽然其项目不是史料学，但需要广泛、严谨地运用史料。他表示，史料的阐述和发挥是新闻工作者需要重点提升的地方：一是在学术的严谨性上；二是不同史料的相互对比和解读需要更灵活。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史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1949-1966)”负责人赵建国教授以《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新闻传播史的史料学问题》为题作分享：

他表示，除传统的文字史料之外，他们希望运用一些新的方法和角度来挖掘未找到或未运用地较好的史料，但目前难度比较大。此外，目前不少数据库不太好用，如何追随技术进步，建立大数据时代新的史料学，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负责人王天根教授结合自身写作报刊通史和民国新闻史的经验，他认为新闻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极其重要。而从史料和新闻史论的关系出发，现在的大学在用的新闻传播史理论和课本多是来自美国的社会学，借鉴了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但实际上，总结历史，并从中体验理论是更有帮助的事。

他表示，只有把史料学建立好，新闻传播学和新闻理论以及所要建立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才会好。

王辉教授代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1921-2021）》”负责人、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郑保卫教授发言，他介绍了郑保卫所在的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项目的情况，计划写作出版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政策条文汇编、政策案例分析、访谈口述史等四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