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封面照片拍摄于1999年4月的一个晚上，在贝尔格莱德一座重要的桥梁上面一群贝尔格莱德市民带着孩子举着“TARGET”标志做了人盾。

据黄文介绍，在战争期间军事冲突的双方要做一个重要事情，就是尽可能破坏对方供给线，而摧毁对方桥梁是最有效的方式。全南斯拉夫一共有80座左右重要桥梁，科索沃战争期间被摧毁了50多座。“在贝尔格莱德萨瓦河上有三座重要的大桥，当时，贝尔格莱德的市民就自发地上了这个桥说，‘不行，我们要保护这个桥梁，用我们的生命和身体’。”

《标靶》被黄文视作她人生经历当中重要的一段，这本摄影集给黄文最大的益处在于让她自己再次对生命心存感激，“当我们非常舒适地享受生活当中所有美好时，甚至经历了生活当中所有烦恼的时候，要明白一切不是白来的，都要心存一份释然”。

二、新闻伦理：抉择图片是否用于报道时的把关

战争报道对于新闻从业者而言，面临的不仅仅是职业技能的挑战，还会有新闻伦理的挑战。战地摄影记者尤甚之，面对血腥暴力的场面，镜头对准什么，不对准什么，这是绕不开的一个抉择。

黄文首先明确告诉现场同学一点：对于残酷场景必须拍。“战争中有很多很残酷的场景，包括人的残肢、很难看的尸体等等。”黄文直言，“但对于一个影像工作者来说，到了现场之后这些东西必须采集，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目击者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此类图片报道的把关，出现在是否将其用于新闻报道时。“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他可能已经受伤了，受伤情况下你拍了，如果用作报道可能会很好地完成任务，但或许就造成了二次伤害，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做否定选择，不利用受害者完成拍摄任务。”黄文说道。

不过，即便如此，对于战地记者或者更大范围上的灾难报道记者而言，这之中矛盾始终存在。倘若新闻媒体片面追求市场价值，以商业逻辑为自身报道新闻的驱动力，如为抓眼球刊发一些残肢、血腥等引人不适的画面，难免就沦为了新闻消费主义。

对于新闻伦理学中我们经常面对一个问题，“你到底先是一个人，还是先是一个记者”，黄文坦言，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它实际上是不同案例下要做不同的抉择。

“一名孟加拉的记者曾经对这个伦理问题做过非常好的回答。他说当一个极端事件发生了，在这个事件当中有人受伤害的时候，假如你是唯一的目击者，周围没有别人可以对他施救，那么毫无疑问你首先得先做一个人，应该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对他去进行救助；当这个事故的现场或者是灾难的现场有专业施救人员在进行施救时，那么毫无疑问你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把这一切记录下来。” 

黄文最后说道：“在有些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拍一些非常血腥的场面？是因为我们认为暴行先发生了，让人知道这个暴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主动挥手打招呼

“跟人打招呼表达的是一份友善，在这个打招呼的过程当中你和陌生人之间第一矛盾被化解了，第二就没有那么大的危险。”

黄文在科索沃期间，沿路挥着手打着招呼一路前行。尤其是在采访中，她主动和村子里的人们挥手打招呼，拉近了与村里人的关系，在村子中“采访到了一切”。

2、强大的心理承受力

“很多时候如果人们承受不下来，都是被自己打垮的。”

对于心理承受力，黄文举了一个例子，为什么越是老兵在战场上越不容易出事，即便他比那些新兵做的事情要难得多、可怕得多，但是他总是能活下来，其背后原因就是——心态。黄文认为，当利用这种类似于“亡命之徒”的状态来面对这种现实的时候，它会调动我们全部的能力生存下来，增强了自身对于战争的免疫力，生存能力就会比别人强。 

3、注意观察周围，不在高度聚集的公共场合长时间逗留

“每天早晨下楼了以后，如果你租了汽车一定要先围着你的汽车先转上几圈，看一下车底下有没有什么异样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检查工作。”

“如果进到一个公共场所之后，尽可能不在门边和窗边坐着，尤其不要在窗户边坐着，因为外面的袭击第一个扫射或者是第一个袭击的可能就是窗边的人。”

4、战后心理调整

“当你在极端状态之下生活一段时期之后，你会出现人们称之为“冷漠化”的状态，对生活过敏了。你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包括阅读、包括旅行、包括尽可能去接触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东西，去激活自己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