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建设｜人大新闻深研会第41期 ：第二届“论证、新闻与传播”跨学科学术研讨会

为积极落实我国高等教育“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战略，促进多学科交叉发展与深度融合，10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共同主办了第二届“论证、新闻与传播”跨学科学术研讨会。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周勇作会议致辞。他指出，当今社会呈现舆论多元化特点，社会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尤其是在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里面的误读，彼此的不认同，除了文化差异外也跟彼此的思维方式差异和逻辑缺失有很大关系。在新闻传播学科之内难以完整地解释这个问题，因而展开跨学科的研究与合作十分必要。周勇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与学院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规划中确立的主攻方向一致，希望通过此次会议推动逻辑学和新闻传播学领域展开跨学科合作发展。

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所长鞠实儿作会议致辞。他指出，“讲道理”是一件跨学科的事情，不仅需要论证规则与逻辑规则，亦有新闻传播、政治学等领域独特的学科性质深嵌其中。因此，期望通过这样的交流过程，继续寻找不同学科的共通点，共同协作解决具体问题并进一步促进各个学科本身的发展。

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所长鞠实儿作题为《论证的结构和过程》的报告。他指出：广义论证理论认为论证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开展的、具有说服功能的动态的社会互动，其论证方式和合理性均依赖于社会文化背景。而旨在挖掘更多新模式的论证研究则要深入论证现场，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获取生成论证的社会行动规范；并依据这种规范评价和设计面向相应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因此，广义论证理论适合于发现并描述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方式。相形之下，主流论证理论主要重构了主流文化主流阶层在典型场合的论证活动。 因此，采用主流理论时，必须事先确定论证发生的社会文化语境。

接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林升栋教授做了题为《传播与论证交叉领域的研究探讨》的报告。他首先对新闻传播学与逻辑学领域的既有交叉研究做了梳理总结，也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包括中西方广告文本在比喻说服上的差异，以及中西古典说服逻辑的差异。最后，他对广义论证理论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应用做了探讨，指出广义论证所采用的自下而上的案例研究法非常适用于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本土逻辑与说服规则的挖掘与提取。

暨南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院杨先顺教授以《级差会话隐涵的若干问题探析——一种源于人际传播的语用意义》为题展开了探讨。他基于语用逻辑的角度，提出了三个问题：级差会话隐涵是规约隐涵还是非规约隐涵？不具有蕴涵关系的级差能产生级差会话隐涵吗？Horn级差中的词语出现在句子的不同位置能否产生相同的级差会话隐涵？并通过实例对每个问题提出了批判性思考，对学界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他指出，级差会话隐涵不具有规约隐涵必须具有的4个本质特征，即：严格规约性、承诺性、说话人倾向性和独立性；级差会话隐涵必须要求包含相关词语的语句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蕴涵关系；Horn级差中的词语出现在句子的不同位置，会产生不同的级差会话隐涵。

接着，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彦瑾老师报告了她与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鞠实儿教授的研究《危机传播语境下的论证识别方法》。她首先从危机传播语境的特征、危机传播主体的三大目标两方面做了介绍，并结合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危机应对案例，比较了基于理论驱动的语用论辩和基于数据驱动的广义论证两种论证方法，指出广义论证既适用于在动态语境下直述强冲突型文本，也适用于挖掘弱冲突型文本，该进路下的论证识别强调目标及文体因素的影响，是一种不具有模型依赖性的“自下而上”式论证描述。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曾持以《不说谎与说真话——疫情政治中的言说伦理》为题向会议现场的师生做了分享。他基于伦理学的角度，从疫情政治中的模糊言论分析、对真诚的伦理要求、谎言概念不适合作为切入模糊言论的分析工具、对谎言传统定义的质疑、不说谎与说真话的区别、如何在政治中说真话、从论证/论辩到伦理等方面依次进行了报告。他最后指出，疫情政治在中国仍然要求一种主动、积极的言说伦理。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杨颖以她和该院讲座教授、荷兰乌特勒支大学Paul van Den Hoven教授合作的文章《中国对外传播短视频研究——对话邀请的视角》为内容展开报告。报告立足于中国对外传播的现实实践，从传播学和论辩研究的视角出发指出，旨在让世人更好地认识、了解并接受中国的短视频，应该被视为一种真诚邀请受众参与对话的推广行为（promotion），否则就有被界定为一种具有负面意义的宣传行为（propaganda）的风险。报告由此提出了评估中国对外传播短视频话语具有推广性质的五条标准，并将其运用于具体对外传播短视频案例的分析与评价。报告认为，该规范性研究及标准的运用或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传播短视频的话语修辞水平。

上午场的报告由杨颖主持。在交流环节，现场师生就“对于话语具有推广性质的五个标准，如何验证其效果”“ 中国话语建构中，如何更好运用本土学术资源”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在下午场的报告中，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宣长春就当前中西文化交汇过程之中，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引发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做了《形式与意向：中西方说服逻辑的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主题报告，通过案例与实验的论证阐述了中西方说服逻辑的差异。宣长春认为文化框架会影响说服方式的偏好，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偏好意向的推类，与中国人相比，美国人更偏好形式的推理。此种形式与意向之分的逻辑间距为我们理解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接着，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Hristo ValchevHristo Valchev报告了他与陈志喜合作撰写的《保加利亚人批准<伊斯坦布尔公约>的论辩中文化内嵌现象研究》一文，该文对保加利亚人批准公约的政府论辩以及公众论辩进行分析，其借用广义论证理论本土化研究方法得出了保加利亚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着后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以及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冲突的结论，在这样的冲突中，一方面个人社会角色独立于其生理性别，另一方面非异性恋性取向可以被接受，这两个准则是传统文化性别观念所不兼容的。

来自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李伟娟的《从哲学角度看中西早期幽默的跨文化文本》则从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角度出发，对中西早期的笑话文本进行细读并总结出中西幽默文化差异的四个方面。李伟娟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差异是西方大部分着力于逻辑上的谬误，而中方偏重系统性的哲学启示，从“笑”的角度为理解中西文化提供了参考。

随后，来自不同学科的参会者们用跨学科的视角、方法对一些现实问题进行了多维度论证。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廖彦霖作《“论辩游戏”的伦理反思——基于德性论证理论的视角》主题报告，将当代伦理学与知识论研究中兴起的德性视角注入论证分析与评估的论证研究，分析与廓清了竞技辩论中，“辩手为与自身立场相悖的观点辩护有违论证伦理”的“虚伪疑难”和“辩手不求真只求胜”的“求胜疑难”。分析表明，竞技辩论不会让参与者违背论证德性，故批评者所指控的伦理问题不能成立。该研究对传播学视域下的说服研究和言语交际研究有参考意义。

来自南开大学哲学院的助理研究员于诗洋同样进入到交际、互动层面和言语行为理论的范畴，报告他与国外合作者Frank Zenker共同的研究成果《A scheme and critical questions for the argumentum ad baculum》。尽管目前学界已认识到诉诸威胁论证并不必然是谬误，但是关于如何对诉诸威胁论证做出恰当的评价尚无定论。于诗洋则尝试给出一种更为体系化且完善的评价方案。在报告中，他通过讨论论证型式进路与言语行为进路的具体关联及将两者融合的理论基础，展示了其最终解决方案的构成与要件。此种细腻解构诉诸威胁论证形式和评价体系的方式为传播学相关研究及广告有效性评价提供了新的视角。

接下来，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吕雪做《新闻报道的背景/前景逻辑关系探析》主题报告。吕雪结合认知语用学中的“前景/背景”理论和荷兰学者梵·迪克的新闻话语分析理论，对《人民日报》消息报道材料进行语篇分析，给出了新闻背景的分类、不同类型的新闻背景对新闻主题呈现发挥的作用以及新闻背景与新闻前景的逻辑关系的阐述，为记者进行新闻写作提供了实践性参考价值。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罗佳怡分享了《网络传播时代的标语分析评价方法新探——从论证互动的观点看》（陈清泚、罗佳怡合作成果）。罗佳怡基于社会变迁背景，从论证互动视角对2020-2021年间网络传播的说服性防疫标语进行论证结构特征、论证型式和评价分析，描述它们适用的条件和特点。根据分析发现说服力强、传播效果好的论证性标语，其立场表达、型式运用尤其是理由选择、以及结构使用，是结合语境下的目标难度和各种可用条件而作出的合理配置。并进一步提炼总结了论证互动观下的标语评价分析和制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