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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至革命时期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的新闻教育实践。陕北公学通过墙报等方式探索开展新闻教育；华北联大创办新闻学系，并在全校广泛开展新闻宣传教育；华北大学持续开展新闻教育，为全国输送大批新闻宣传人才。革命时期，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的新闻教育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其他新闻教育机构，真正适应了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实现了革命理论与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的贯通，培养了大批合乎时代潮流的新闻工作者，体现出明显的红色底蕴：专业学习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联系实践；学界与业界联通互动。
【作者简介】周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兴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本成果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系列研究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
195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的新中国第一所新闻专业高等教育机构。回溯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教育可以追溯到革命年代。从1937年7月至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先后经历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等阶段。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坚持开展新闻教育，培养了大批新闻宣传人才，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开展新闻宣传工作，成为新中国新闻学科建设的重要经验来源，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教育的红色底蕴所在。
一、陕北公学时期红色新闻教育的起源
陕北公学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创办的第一所革命的大学，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为培养满足全民族抗日战争需要的“民众运动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而创办。陕北公学先后培养近万名干部，其中一大批走上新闻宣传工作岗位，“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成了民众的宣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同千百万人在一起向我们的敌人进行决死的战斗”。
（一）为培养抗日干部创办陕北公学
到达陕北时，红军总人数只剩3万余人，难以适应抗战救亡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大批抗日干部。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党要团结全党领导最广大群众走上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战争，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纽带，是不能成功的”。
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提出六项基本任务，其中两项便关于党的干部：第一，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工作，培养每个地区的坚强的、独立的干部；第二，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了解新策略和新的工作方式。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为制定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任务和政策，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明确提出中国的政治形势进入抗战新阶段，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同时该决定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需要大力发展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其中十大纲领的第八条提出，要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洛川会议是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实行抗日教育政策的纲领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教育事业的指导性纲领。此后，六届六中全会又制定了“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的方针，并决定“创立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抗日干部”。这些决议、政策和指示的中心含义，一是迫切需要培养大量的新干部，二是新干部的培养和工作必须围绕着抗日救国而展开，三是党的伟业和抗日救国干部的培养是高度统一的。
为落实干部培养政策，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陆续创办了陕北公学、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将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军事、政治、教育、文艺等领域的干部。
1937年初，中共中央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在延安创办一所大学，但国民政府教育部以“陕北已有抗日军政大学，无须再成立高校”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为避免蒋介石政府以“破坏抗战政策”为名非难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决定仿照上海中国公学的经验与方式，将原定校名“陕北大学”改定为“陕北公学”，其意有三：其一，继承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教育传统，延续中国公学之精；其二，兼收各个层次的学生，符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其三，体现中国共产党抵制蒋介石的限制政策，独立自主发展抗战教育的决心。
陕北公学从1937年7月底开始筹备，于11月1日在延安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期间毛泽东在讲话和题词中为陕北公学指明了任务和培养目标。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大会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并号召陕北公学的学员学习鲁迅的斗争和牺牲精神，培养政治远见，“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在开学典礼前一周，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题词，明确陕北公学应当培养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革命先锋队，“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在开学典礼的演讲上，毛泽东为全体师生作了题为《目前的时局和方针》的讲话，分析了抗战形势，说明了陕北公学培养革命干部的重要意义。
陕北公学的招生工作与筹备工作同步进行。1937年9月9日，《新中华报》刊登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张云逸六人发起筹办陕北公学的特讯，指明创办陕北公学的目的是“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9月14日，《新中华报》刊登陕北公学招生简章，介绍陕北公学设有社会学、师范专修、医学、国防工程、日本研究五个系，共招收1000人，学习期限半年到两年，毕业后发给毕业证书，并介绍到各地参加工作。鉴于抗战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共中央对培养抗日干部的要求，陕北公学校务委员会重新研究教育计划，决定将陕北公学改为培养干部的短期培训班性质的学校，主要以政治教育为主，统一开设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等课程，学期缩短为两个月。同时陕公根据学校性质、学员特点等制定了教育方针：
第一，使学员获得革命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获得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知识；
第二，使学员获得当前革命运动发展规律的知识，获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三，使学员获得抗日民族战争的知识，首先是游击战的知识；
第四，培养学员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民众运动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
第五，培养学员敢于斗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及理论联系实际与民主作风。
1938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陕北公学的工作情况，陕北公学主要领导成仿吾、李维汉、邵式平等人出席，会议再次明确了陕北公学的培养目标。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明确指出“我们办这所学校的目的是培养青年干部，从中吸收一批新的党员，并使党员与非党员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造就一支民族革命的干部队伍”。
陕北公学从1937年8月开始招生，9月1日正式编班上课，到开学典礼前共有600名学员。1938年1月后，学校发展得更为迅速。至1938年12月第三期结束，陕北公学共建立普通班27队、研究班2队、高级队2队，接收和培训了4200名学员。1938年10月后，陕北公学总校只招收高级队与研究班，至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之前，共成立过高级队6个。而陕北公学分校自1938年7月成立以来，共成立学员区队13个，毕业学生人数1700多人。在陕北公学办学两年间，共培养6000多名抗战干部，吸收党员3000多人，加上1939年冬复办的陕北公学（后期陕北公学），先后成立18个学员队，在近两年间培养干部3000多名，由此累计，整个陕北公学时期共计培养干部近万名。
（二）陕北公学开展红色新闻教育的多样探索
成仿吾校长提出，陕北公学学员经过短期学习，主要是分配到敌后战场去工作，不论是分配到什么岗位，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参加抗战。陕北公学通过墙报、时事课程等方式广泛开展新闻教育，指导学员运用新闻宣传手段从事民众运动工作，培养了一批富有实践经验的新闻宣传干部。
1.墙报
据《申报》报道，墙报在陕北“多如上海之香烟广告，每个街头随处都可以见到”，在机关、工厂、合作社，墙报是进行工作检讨和生活报告的地方，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等机关团体的墙报多用铅印。在陕北公学，墙报是开展课余学习的重要途径，学生会和各队都创办自己的墙报。学生会的墙报由宣传股编写，每周出版一次，内容涵盖学习、生活领域，“主要的是在于方法的交换，疑难与解答”。各队的学生分会在本队“救亡室”（俱乐部）中发行自己的墙报，内容主要是每周学习报告，“资料丰富和理论的新奇，是全国刊物中所难觅的精品”。有学员回忆：“每天，在那低矮不平的墙壁，都可以发见三数张新鲜的墙报，内容都是关于抗战的理论、民众运动的实际经验。”墙报也是学员进行批评、考评，督促学习的重要渠道。有记者在报道中记载了一个学员写给另几个学员的批评生活作风的文字：
诸位同学：你说过不惯这里的生活要退学，换地修养，我请你不必作这念头，天津北平上海已非我们所有，杭州、莫干山也非安全之地，在全面抗战形势下，你们勿想得到一个舒服生活着的地方，只有大家参加抗战，以斗争为生活，才能生存。公子小姐的生活习惯，绝对过不来斗争的生活，睡懒觉、吃面包、坐摩托、游公园，比不了早起、吃小米包麦、跑步、自习，我希望你们还是收回成见，继续学习，以免自己的生存发生问题。
陕北公学对学员先进或落后的考评，也由同学每周进行民主评议后，张榜在墙报上，评议的范围涉及学习、劳动和纪律等方面。
墙报文章多采用集体写作的方式，以每次讨论会的题目作为写作题目，在每次小组讨论以后，如果认为题目有发表价值，便推举几位同学代表全班共同负责写作。部分文章由陕公同学会编辑委员会集结为《陕公生活》一书，于1939年4月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除墙报外，各队办的《学习导报》起了“计划学习、组织学习的核心作用”。各队的《学习导报》每周出一期，内容有：（1）论著，论述如何克服不良倾向、反对散漫现象等；（2）学习方法讨论；（3）由教员作的学习讨论会总结；（4）参考书的阅读指导；（5）各班学习情况；（6）学习收获、体会；（7）问答栏，是学员学习的顾问，常常要求某班在某一时限内答复，这种挑战性能激发学员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2.时事课程
为“开阔学员的眼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增强胜利信心”，陕北公学经常邀请党中央的领导到校作时事报告。同时在校内组织时事研究委员会，组织学员开展集体学习。
早在1937年10月，陕北公学就“约定毛泽东、洛甫等领袖常作讲话”。1938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确定张闻天、毛泽东、凯丰等中央负责同志每人每月到学校作一次报告。在党中央领导中，毛泽东到校作报告次数最多，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6月，毛泽东先后九次到陕北公学作报告。据成仿吾回忆，毛泽东每次到陕北公学，陕公的教员和干部见到他就说：“教员，给我们讲讲形势吧！”（毛泽东说他是教员出身，所以同志们亲切称他为“教员”）毛泽东的报告“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透彻，比喻生动，妙趣横生，又能结合学员的思想认识回答问题，非常受欢迎”。
此外，其他党中央领导到陕北公学所作报告包括周恩来讲《大后方的抗日形势》《平井惨案情况》，朱德讲《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董必武讲《正统观和六法全书的批判》，张闻天讲《新民主主义文化》《论青年的修养》，王若飞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萧劲光讲《游击战争问题》，杨松讲《中国革命问题》。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凯丰、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冯文彬、王明等人也在陕公作过报告。
陕北公学课堂教学之外组织全校性质的时事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指导广布在各队和各部门的《新华日报》读者会与时事座谈会，开展国际国内时事政治的演讲，讨论持久战、武汉保卫战等问题，“在不拘一格的教育形式中，学员们从不同渠道、不同的角度了解到当时的抗战形势和知识，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加深了对抗战的理解”。
陕北公学还建立了时事报告员制度，学校规定每天小组讨论会上最后的半点钟（从九点三十分到十点）作为时事报告和时事讨论的时间，时事报告员由全体学员轮流担任，报告人将当天的新闻做一个详细的记录，“报告的时候不仅单纯的要把当天的新闻一条一条读出来便算完事，他必须把那些消息综合起来作一个系统的分析与叙述。因为这样他不但自己可以联系作时事报告，同时使听的人得到一个有系统的概念”。时事报告成为陕公学员“日常生活中不可少的一个节目”。
3.开展宣传工作实践
为贯彻全民族抗战路线，将学员培养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民众运动工作者”，陕北公学在普通班开设民众运动课程，讲解民众运动的理论和经验，教育学员了解民众运动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中的意义和作用，如何动员、组织、训练、领导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掌握党在民众运动中对各阶层的政策等。
陕北公学的课程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学校规定每周三为救亡日，有计划地开展救亡活动，“走出学校到地方政府和民众组织中去做政权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学员通过多种方法动员群众，一种方法是动员群众参加各种抗战社会运动，如抗战初期组织反侵略运动周、庆祝台儿庄胜利宣传周、七七建国宣传周、“八一三”献金运动周，还有各种献金运动、慰劳前线运动、募集寒衣运动等，每次运动有一个中心，广泛宣传，使之家喻户晓，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忱，自觉地投身于各种抗日活动。另一种动员群众的方法是提出适当的口号，并采取实现口号的正确方法，通过“舆论宣传、说服解释和竞赛鼓励”等方法使民众接受口号的内容。有学员回忆，开展宣传工作前会经小组讨论确定工作大纲，实际工作包括“贴标语，漫画和壁报，跟着是唱一个救亡的歌曲，以招引群众的注意，然后开始向群众演讲”，还采用发问的方式“向群众解释反侵略运动的意义”。此外，陕公通过集体创作、实习通讯等方式考察学员的学习成绩。
陕北公学培养了温济泽、丁一岚、蒋齐生、石少华、罗光达等一大批新闻工作者，他们逐渐成长为抗日新闻战线的中坚力量。此外，大批学员践行陕公培养“民众运动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的理念，在抗日战场上以宣传为切入点，开展游击战的宣传工作。在前线的学员，结合战时情况，规模或大或小，方式或讲或教，进行战地宣传，用战绩来扩大宣传功效；在敌后的学员，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辟根据地，设立宣传小组，建立训练班，宣传成效显著。
二、华北联合大学时期红色新闻教育的深入实践
从1939年7月至1948年8月，华北联合大学坚持在晋察冀边区办学，先后经历了合并办学初期、行军教育时期、逐步正规化和缩编时期、全面恢复时期、转移办学时期等阶段，为晋察冀、为华北乃至全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方面专业干部，成为培养各类专业干部的基地和摇篮。李公朴称赞：“华北联合大学是在敌后办起的第一所高校学府，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英雄的事业，是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一）插入敌人心脏的华北联合大学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开始集中兵力对后方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在战火逼近陕甘宁边区时，中共中央决定疏散学校，减少非战斗人员，确定了后方和前方、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办学的方针，决定陕甘宁边区几所主要学校向华北前线挺进。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一起开赴华北敌后抗日前线，开展国防教育，坚持在华北地区进行抗战。
1939年7月，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等人同陕北公学的几位负责人商量学校合并事宜，决定华北联合大学下设四部：社会科学部、文艺部、工人部、青年部，陕北公学改编为社会科学部，鲁迅艺术学院改编为文艺部，延安工人学校改编为工人部，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改编为青年部。陕公、鲁艺、工人学校留下少数人在延安继续办学，多数参加华北联合大学去前方。7月11日晚，中共中央为华北联合大学举办欢送会。次日，华北联合大学共一千七百人与抗日军政大学共同组成“第五纵队”开赴前线。
中共中央原定抗日军政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都到晋东南的太行山区办学，两校也拟在娘子关附近过正太线南下。到达晋察冀边区后，彭真、聂荣臻等人请求中共中央将华北联合大学留在晋察冀边区。他们认为，一是晋察冀边区地域广大，包括北岳区、冀中区、冀东区、平西区、平北区。各区亟须华北联合大学为他们培训当地干部，并要求华北联合大学将一部分从延安来的干部输送给边区。二是晋察冀边区靠近平、津、保、石等大中城市，可以通过地下党动员城市学生来学习，有充足的生源。三是华北联合大学女学员较多，并且许多学员体质较弱，不宜长途行军冲过正太铁路封锁线转移至晋东南。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并决定由成仿吾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委员。抗日军政大学继续南下到晋东南办学。
1939年10月，华北联合大学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1940年10月，华北联合大学第三期学员入学。此后华北联大朝正规化方向发展，将各部改为学院。至1941年夏，华北联大教职工和学员总数超过4000人，设有法政、教育、文艺三个学院和群众工作部、中学部。
1941年秋，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展开大规模“扫荡”。华北联大根据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的指示，于1941年11月进行第一次缩编，精简校部机关工作人员，撤销群众工作部和中学部，其他学院也压缩人数。1942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精兵简政的政策，华北联合大学进一步缩编，只保留教育学院，文艺学院和法政学院的学员全部分配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北联合大学进入张家口办学。为大量吸收和教育各地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1945年12月10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发布《关于华北联大全部恢复工作的决定》，决定“应即筹办法政学院与文艺学院，并附设外国语学校。联大改为中央局直接领导”。［32］华北联大在张家口迅速恢复建制并扩大规模，除恢复文艺、法政学院外，增设政治班，附设外语学校，此后又成立外语系、外语学院。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华北联大转移到河北束鹿县农村办学。至1948年8月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
（二）华北联合大学新闻学系的创办
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达到异常广大范围的情形下”，设立专门机构，有组织地培养新闻宣传干部，开展新闻教育，开始进入党的政策考虑视野。1941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认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发展，首先决定于宣传鼓动干部的培养”，把“培养掌握马列主义而又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宣传干部”列为党的“严重的和长期的任务”，提出“在高级党校内设立专门培养宣传鼓动工作者，报纸编辑，及新闻记者的科系，是非常必要的”。紧接着在7月4日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提出：“无论在编辑、通讯、出版发行方面，都必须有足够的有专门修养的干部，党的组织必须努力搜集这类干部，并有计划的培养这类干部。在高级党校中可设立新闻班来培训这类干部。”这是中共的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设立专门新闻学科系培养新闻宣传人才。
从1938年开始，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出现各类新闻培训机构，部分学校开设新闻学课程，前者有《中国人报》记者训练班、《拂晓报》社报人训练班、太岳新闻训练班、《大众日报》记者训练班等，后者有中国女子大学新闻学课程、鲁迅艺术学院新闻学课程等。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业务一日千里的发展”，中共对新闻干部的培养更加重视。1946年的“九·一”记者节，《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改进我们的通讯社和报纸》，指出虽然新闻干部的阵容比以前壮大得多，但“在数量上仍患不足，而质量的提高更为当务之急”，“所以新闻干部的配备、培养、训练和爱护，应该是干部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这种情况下，开办各类新闻教育机构，大规模培养新闻宣传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华北联合大学作为晋察冀边区的最高学府，承担了为边区培养新闻宣传人才的重要任务。1945年8月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华北联大进入张家口办学，随即筹办新闻学系。新闻学系在晋察冀日报社所办的训练班基础上成立，于1946年3月初正式开办，由《晋察冀日报》编辑科科长罗夫主持日常工作。7月，又调原北平《解放》三日刊记者杨觉任系助理。全系共有27名学生，大部分来自平津地区，也有来自解放区的干部。《晋察冀日报》刊登的华北联大招生简章介绍，招生宗旨为“培养青年参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工作”，招生院系包括法政学院、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其中文艺学院包括新闻学系、文学系、美术系、戏剧系、音乐系、外国语系。
新闻学系的课程包括校级公共课、院级公共课和专业课。校级公共课以政治理论课为主，包括新民主主义论、社会科学概论、中国近代史、解放区建设及特别讲座等；院级公共课为文艺讲座、社会科学概论、国文；专业课主要有新闻学概论、编辑、采访等，由《晋察冀日报》各级负责人讲授。还请北平《解放》三日刊的采访科长肖殷介绍“如何在蒋管区办报”，请周扬作关于蒋管区情况的报告，请刘白羽作关于东北解放区见闻的报告，请校长成仿吾作中共斗争史的报告。
系中注重组织学生参加学习实践，提出“实践学习相结合”的口号，除了跟随《晋察冀日报》的记者采访外，学生还到晋察冀边区各报和前线军事记者团实习。张常海、白沉、江地、伊晓、宁波、姬发、辛拓、江芷等分配到《新张家口报》实习，分别参加编辑、采访等工作。张常海回忆，他跟随报社记者张兆虎采访社会新闻和文教新闻，熟悉业务后“单飞”，很快便独立发表了通讯稿《一支新连队的诞生——记宁远堡翻身农民第一连》。
1946年9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向张家口进攻，《晋察冀日报》向河北阜平县转移，华北联大向山西广灵转移，新闻学系随之停办。华北联合大学新闻学系为边区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毕业生大都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成为边区各报社的中坚力量。有据可查者如下：
（三）华北联合大学广泛开展新闻宣传教育
华北联合大学秉承“为革命实际斗争需要而培养革命干部”的教育方针，在全校广泛开展新闻宣传教育，学校承袭陕北公学的教育传统，通过时事问题报告、集体读报、时事讨论等方式培养学员的新闻素养。同时积极组织学员参加新闻宣传实践。1940年，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公布，联大师生积极参与宣传、解释工作，并写出诸多文章刊登在《文化纵队》上，对群众学习、理解起了很好的辅导作用。为改变农村轻视、鄙视妇女的陋习，1941年联大在三八妇女节之际在边区大张旗鼓地组织宣传妇女的作用、地位，并在工作中积极组织边区妇女识字、学文化，以克服妇女自身的弱点。1945年底华北联大在张家口正式开课后，马上开展宣传活动，组织宣传队到电台播音。1946年2月，华北联合大学与延安大学合并，校名仍为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学由后期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学校合并而成，鲁迅艺术文学院和中国女子大学都曾开设新闻学课程。此次合并进一步充实了华北联大的新闻宣传教育力量。
除创办新闻学系外，华北联大其他系科普遍开设新闻宣传相关课程，或开展新闻宣传实践活动。《晋察冀日报》副刊主编萧殷在文学系开设《创作方法论》课程，系里还组织学员办“街头诗周刊”，帮助农村办黑板报。美术系开设壁报、木刻宣传画课程，教授学员用“老百姓喜欢的线条与形式去表现”，也规定要帮助周围的村子出版街头画报。外语学院英文系在每天早饭时间利用喇叭筒进行英文广播，报告时事或全校全院以及学生会的号召通知，同时全系出版一份以新闻为主的英文黑板报。
华北联大从“革命实际斗争需要”出发培养干部，毕业生服务于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各个工作岗位，从团队政治委员、中学校长、县长、法院院长到报社总编辑、记者、翻译、演员、音乐家、美术工作者等岗位都有联大学员的身影。联大的毕业生受到根据地、边区各部门的欢迎，晋察冀边区“为建立一支武装队伍，成立一个中学、一个剧社，出版一种刊物，甚至是设立一个托儿所”，经常到华北联大选调干部。文学系、美术系、戏剧系的一大批学员，如杨沫、何辛、王楠、王夫如、王邦彦、王慧敏、方纪文、戈焰、毛达志、伍必瑞、朱健、羽山、何一之、陆灏、和谷岩、常征、商展思、屠炜克等人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
华北联大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事业贡献了力量。1946年7月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增设英语节目，从华北联大调进魏琳、冯培、黎玫等八名英语翻译和播音员，由美国友人李敦白、库利辅导。新华社国际部也从华北联大调入一批懂外文的干部。
三、华北大学时期红色新闻教育的延续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战争形势的变化与革命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干部需求问题日渐凸显。1948年5月，华北局成立后，中共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按中共中央的部署，由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明确华北大学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扩大办学规模，为全国解放培养大批干部”。华北大学持续开展新闻宣传教育，为全国输送了大批新闻宣传人才。
（一）培养建设人才的摇篮
为集中力量支持解放战争，加强解放区建设，1948年2月16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建议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即成为关内的基本解放区，发动五千万人民统一的力量，去支援西北、中原与华东”。5月9日，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华北和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及其辖境和有关人选的通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中央局，由华北中央局办理华北大学。根据中央部署，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以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校址作为新校校址，明确华北大学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扩大办学规模，为全国解放培养大批干部”。两校合并后，华北大学共有师生员工2000多人。
中共中央对华北大学寄予了厚望，将全国培养干部任务的13%以上、华北地区培养干部的三分之一以上交给华北大学。1948年12月29日制定的《关于吸收平津地区知识分子的方案》提出，华北大学招收大众学生6000人，还可用文工团、宣传队的名义招收大中学生1000人，此7000人将来由中央统一分配，准备分配给各野战军一部分。
华北大学不仅为全国输送了大批干部，并且开创了一条培养人才的崭新道路，成为培养建设人才的摇篮，为全国的干部培养工作提供帮助支持。中宣部就新收复城市大学办学方针的指示提出：“这样该大学（华北大学）主要任务就在于使原有的知识分子经过此种训练能为我用。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全国几十万大、中学生争取其中多数能先后经过我们政治训练，再在工作中去锻炼。我们目前在各地所办的大学都应具备此旨”，并要求东北大学采取与华北大学同样的方针。1949年3月2日，中共中央就华北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指示华北局，三月初毕业的1300余名学员“主要地应分配他们到各种学校及训练班中去担负教育参加我们工作的大批知识分子及旧职员与工人的工作，和随军南下到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去组织华大式的学校，招收南方大批学生及旧职员，照华大一样加以训练”，并要求华北大学继续培养大批思政干部，教授他们“如何去办训练班，如何当教员、助教、班长、队长，如何做支部工作，如何开会讨论改造思想等。并将华大讲义及组织章程发给他们，以便他们能够去做教育工作”。
华北大学的创建是中共中央为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培养干部满足革命需要的重要举措。从1948年8月创办到1949年11月完成历史使命，华北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输送了19000余名干部。1949年12月初，华北大学总结工作结束后，全体人员立即投入到筹建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中。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第一次开学典礼，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
（二）华北大学为全国输送大批新闻宣传人才
1948年以后战场敌我形势转变，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新闻宣传工作的重点也随之改变，从“农村办报”转向“城市办报”。随着解放区的规模不断扩大，需要针对性地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同时还需大批新闻宣传干部接管国民党的电台、报社等新闻机构，对新闻宣传人才干部的需求大幅增加。老解放区原有的新闻宣传干部力量很快便不敷调配，1949年6月4日中央给华中局关于新闻干部缺乏问题的回电中称“新闻干部现在全国各地均感不敷，华北与东北现在很难再行抽调”，因此建议华中局考虑“华中局和武汉市委不必办两个报”，同时“对于各城市原有报纸中的进步分子及有能力经验而力求进步的分子应放手利用⋯⋯非此不能解决新闻干部不足的困难”。既有新闻宣传工作经验，又懂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城市政策的新闻干部一时成为党的重要干部资源，中央将各省、区党委、中央局、直属市及兵团一级以上的报社、通讯社、广播台的社长、台长、总编辑及其他有成绩的主要编辑采访人员的人事权收归中央，“一般的不应改变工作”，确有必要的“必须将情况与理由报告中央组织部与中央宣传部批准”。
为支持全国的新闻宣传工作，华北大学持续开展新闻宣传教育，指导学生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实践。学校创办校刊《华大生活》，吴玉章校长为创刊号撰写发刊词，成仿吾副校长为创刊号题词：“学习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各级单位办墙报、壁报，团组织创办团刊，这些刊物成为学生开展新闻宣传实践、培养工作经验兴趣的重要途径。华北大学一部115班的董培华回忆，得知区队团总支办的团刊即将出版，他便召集班里青年学习小组的同学（青年积极分子）开会，号召大家积极给这个“青年自己的园地”写稿，自己也在当晚赶写了一篇《我入团的那一天》。此后团支部派他办团刊，他立即着手制定编辑、出版计划，进行采访、约稿活动。各部系普遍开设时事政策、时事报告等课程；各班通过时事讨论、游戏测验的形式开展时事学习。时事讨论以班中小组为单位，学习前发下提纲，小组成员选择材料阅读，作发言提纲举行小组讨论（十人左右），或再举行联组讨论（三个组），在讨论会上“将原则性的问题经过彻底的辩论，得出一个圆满的解答”，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就由教员解答。教务处印刷出版《时事教材》《苏联文艺问题》《文艺面向工农兵》《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反对党八股》《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书籍，用作教材或学生自学读物。
华北大学为全国输送了大量新闻宣传人才，在分配到文教部门的3119名毕业生中，一大批进入全国各地的报刊、广播电台、通讯社工作。部分统计如下：
报刊单位中，10人分配到《工人日报》；分配到《新大众》的有三批，共计14人；文学专业最后一批师生调入作协系统，创办了《文艺报》、《人民文学》杂志；曹林、毛戈、王振刚等人分配到宁夏日报社。
广电单位中，戏剧科30余人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王允平、宋培畲分配到天津广播电台；1949年11月，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处副处长吴国英从华北大学挑选50余人进入北影厂从事新闻纪录片工作，这批人成为新闻纪录片界的骨干人才。
通讯社中，新华社新闻训练班第一期的30人绝大部分从华北大学调入，留在新华社的（部分同志转入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是：于莳、王元、方约、刘朝兰、白金、李突、李琦、林海、张弋、徐亚南、柯菜、梁明；分配到华北《人民日报》的是：王青、王辛夫、师于、乔雨舟、吴士珍、邱惠兰、林晰、陈大可、周存远、周容止、颜颖、萧颖、康卫中。第二期新闻训练班学员共51人，全部从华北大学调入。学员结业后，7人留在训练班工作，其余进入新华社总社工作。1949年5月，新华社为加强西北地区的新闻报道工作，派西北总分社社长林郎到华北大学选调十余名学员。这些人一部分留在西安工作，一部分随解放军西进，另一部分奔赴西南。
四、余论
1955年4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人大新闻系承袭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新闻教育的红色基因和先进经验，创办之初便确立了“既懂马列主义和人类知识的精华，又懂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掌握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要学习大学所需要的各种课程，又要突出新闻的重点的新闻多面手”的新闻教育目标。自创办以来，新闻学院（系）培养了一万多名毕业生，成为新中国记者摇篮、新闻传播领域学术重镇和新闻教育改革引领者。
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的新闻教育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其他新闻教育机构，坚持在革命实践中开创新闻教育事业，真正适应了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实现了革命理论与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的贯通，培养了大批合乎时代潮流的新闻工作者。它们的红色底蕴在新中国得以传承发扬，并在今天的新闻传播教育界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
第一，专业学习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大量青年知识分子虽然倾向于共产党，但对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我党的历史和政策缺乏足够认识，因此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改造学员思想成为开展工作的首要任务。陕北公学开设社会科学概论、抗日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等课程，华北联合大学开设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华北大学则要求学员先进入一部政治学院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课程后，再转入其他专业。除开设思想政治课程外，各学校都重视时事政治教育，帮助学员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形势，增强革命必胜信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了大批具有坚定政治立场和高尚革命品质的新闻宣传干部，这种优良传统传承至今，如今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界坚持以中国特色新闻学教书育人，将马克思主义贯穿到教学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为新闻传播人才打牢了思想基础。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联系实践。正如毛泽东给陕公同学的临别赠言所讲：“对今天的困难，我们要以根本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去解决问题。我们的原则是革命的，但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必须结合着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对新闻宣传人才的培养始终坚持从革命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密切联系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实习活动，或深入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实践，实现了“教学做三位一体”。如今在媒体融合深度发展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都将培养复合型、全媒化的新闻传播人才作为培养目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教育课题小组对18家主流新闻院系的调查也显示，各院系的培养目标上都包含了“通过跨专业、跨学科培养拥有广博的文化和社会科学知识、复合型的知识结构、深厚的人文修养、全面的专业技能，富有发展潜质的新闻传播人才”此类的内容。为达成培养目标，各院系普遍采取改革措施，完善课程设置，增加多学科背景的师资，加强科研投入，更新教学设备，紧跟技术发展步伐，教学中注重吸收新技术成果，改进教学内容。
第三，学界与业界联通互动。新闻业界的深入参与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教育事业的重要特点，新闻单位通过合作办学、派出师资、接收实习生等方式参与新闻教育活动，同时新闻单位自办的新闻教育机构也是新闻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31个新闻教育机构，其中9个由新闻单位直接创办。陕北公学的教师中李凡夫、张如心、杨松、李初梨、李培之、王观澜等人都有新闻工作经历，部分还担任过报刊的主编、副主编。华北联大新闻学系则与《晋察冀日报》联系密切。学界与业界的联通互动培养了大批革命实际斗争需要的新闻宣传人才，为当下新闻传播教育解决人才培养的供需矛盾，打通育人与用人上下游联系提供了宝贵经验。2014年“部校共建”模式在全国推广，省市级党委宣传部门与有关高校开展共建新闻传播学院、专业、人才培养基地等举措，各级媒体也参与其中；教育部、中宣部开展高校和新闻单位互聘交流的“双千计划”，构建学界业界优势互补、理论实践深度融合的长效机制。多种制度和措施实现了育人用人上下游的联通，有效解决了人才培养供需两端的梗阻问题。
（原文刊载于《新闻春秋》2022年第6期，此处参考文献从略）
